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1

　　一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

　　（一）争论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D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说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D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京师同文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初衷仅仅是用于外交实用，在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局限于语言文字，没有涉及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的匮乏也日益严重。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快速发展，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的非常清楚，他写到：“今欲采西学，宜于上海、广东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总理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他们显然提倡实行以科学知识和制造技术为教学内容的西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军用工业为重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恭亲王奕D于是在这样一中背景下奏请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课程，这也正是同文馆之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斗争。

　　（二）争论的缘起

　　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因为增设天文算学馆而起，但实质上是开放与守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以及政治利益纷争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传统的固守“华夷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观念有着明显、深刻的分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更多的开明之士，先是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完成了《校庐抗议》，在林则徐、魏源“技不如夷”的基础上，把对中西强弱长短的认识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2]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些开明之士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方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些感受引起他们与冯桂芬思想上的共鸣，并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到1863年，李鸿章在“用沪平吴”期间，先后创设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7年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至此，可以说“师夷长技”的主张真正的付诸了实践。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长技”，表示清廷的对外政策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清廷内部也出现了一股以奕D为代表的倾向于稍作政治革新的政治势力。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正统儒学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局限于固守中法、崇儒重道和“重道义轻功利”的束缚，他们固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以此来看待西方的“长技”，反对“奉夷为师”，坚守“圣道”，甚至对“师夷”之说加以“用夷变夏”的罪名，对客观介绍西方文明的任何言论无不大加挞伐。例如，徐继撰毕《志略》即招徕一片怨恨之声，“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劾者称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更别有用心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生，欲中以奇祸”，置徐继于死地。

　　这样，在“师夷”之说成为守旧舆论的众矢之的的气氛中，开放革新与闭关守旧两种观念的冲突势所难免，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便成为冲突首次公开化的导火索。

　　二 争论的概况

　　同文馆之争，始于天文算学馆的成立，通过史料可以看出，守旧派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攻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天文算学是“奇技淫巧”，以之为自强之道，是本末倒置，“为益甚微”；二是以夷为师，有损国体，而且会导致用夷变夏，“上亏国体，下失民心”。

　　（一）自强之道、根本之途的争论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大部分守旧之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强先进技术之长，但他们仍然反对学习西学，反对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他们看来，正途科甲人员的任务就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3]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学习西方，正如倭仁所言：“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4]，既然反对正途科甲人员“师夷”，那么究竟何为自强之道、根本之途呢？

　　在顽固派看来，他们是以“卫道”者自居，科技与道德是不相容的，尤以倭仁为甚，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纯属异术。在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看来，“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行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5]

　　面对异常强大的西方列强及其先进的热兵器，顽固守旧派依然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气节与圣人之道来抵御，这显然是唯心论的空谈，是乌托邦式的生存之道。但在当时，这是顽固派反对“师夷”的强有力的武器。大学士倭仁在《奏阻同文馆用正途人员学习天算折》中将这种自强之道概括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6]并又强调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振衰起弱者也。”[7]他强调了强国与天文算学无关，自强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为天文算学、西学西艺不过是“一技之末”，学与不学，无关大局，以之为“不急之务”。而更甚者莫过于杨廷熙，他不仅撰文到“修行德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圣强之本。”而且荒唐的把当时“久旱不雨”“阴霾蔽天”等自然灾害统统归咎于天文算学馆的设立，还站在封建传统道德的立场上，盲目地认为中国不仅在政治道德方面优于西方，而且在天文算学上优于西方之上，把奕D的建议归结为十条，逐一进行批判，从“其理、其言、其心”等方面大加诋毁，指责洋务派“师敌忘仇”“开门揖盗”。

　　面对顽固派这股逆流，奕D等洋务派人员对此进行了批驳。在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的奏折中，先是肯定“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笔锋一转，力陈自己的“不得已之苦衷”，“凡次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奕D认为应以轮船、火器为先，以之为取胜之法，而轮船、火器的制造巧法又必从算学入手，并且他的这种想法是有实践经验的，是建立在左宗棠在福建设立艺局、船厂并“实属有益”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指出洋人之所以敢侵入中国肆行无忌，是因为对中国的“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对于洋人我们则一无所知，只是以道义空谈，这也就论证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然性与紧迫性。最后，他指出，“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尽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8]

　　虽然倭仁在此后的奏折中强调自己无意中并精于天文算学之人而不敢妄保，看似洋务派略占上风，但是面对顽固派的锋芒，奕D等洋务派人员却无良策，总以忠信礼义之言来应对，这也显示出洋务派理论的贫乏与欠缺。

　　（二）是否以夷为师的争论

　　在长期的以华夏中心、夷夏之辨、名器之重的观念认识世界并形成思维定势的中国，以洋人为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中教师这一有着崇高地位的职业，以洋人为师，在顽固派看来，师事夷人这是一种羞耻，更何况当时整个华夏上下都沉浸在对西夷的仇恨之中。因此，倭仁等顽固派是坚决反对中国以夷为师的。

　　顽固派高举道义之大旗，极力反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及以夷为师，认为这是“上亏国体，下失民心”的行为，卑鄙之至。在顽固派眼里，科学与技术是异端异术，是不急之务，他们认为，依靠术数不能起到起衰振弱的的作用。再者，夷人是吾仇，岂能忘记了国仇家恨而再师事夷人，倭仁曾悲愤的指出，“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任凭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恨乎？”[9]顽固派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师事夷人，是因为担心以夷人为师，会尽失民心，亡国亡种。依靠读书之士的讲明义理，或许可以维持人心，但若以夷人为师，“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长此以往，便会“人心浮动”，危及封建统治秩序。

　　洋务派针对顽固派的舍中法而师夷狄以及不急之务等观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奕D认为不学西学是不识时务，舍中法而师夷狄是臆说。奕D等洋务派之所以坚持要由洋人教习正途，根本的原因杂而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和办理洋务的需要，使封建制度的支柱――官吏、士大夫，能识时务，从而巩固封建统治。奕D等人认为天文算学是儒者当知的，不可以视为机巧，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再者，奕D延聘西人教习并不是永久使用，而是暂时别无他法，“不得已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10]由此观之，奕D等人师事夷人，只不过是暂行性政策，待中国“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之后又会以中法为师，这也可以似乎看到中国学习西学20年来为何难以自强的端倪，学习西学只是引进技术，“译出精要之语”，这也不过是西学的“皮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又怎能自强呢！

　　针对师事夷人是否可耻的问题，奕D这样说道：“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各国，熊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11]并针对倭仁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之说奏请让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12]而倭仁只会在奏折中空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行的良策，于是上奏，承认自己无合适人选，不敢妄保，尴尬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奕D的胜利、倭仁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争论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倭仁的极力反对，天文算学馆的举办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半年之中，报考人数由98人而减至72人，勉强录取30名，后因程度差退学20名，仅招到合格学生10名。而且在这场争论中，慈禧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正是由于慈禧的支持，奕D等洋务派才可以在争论中取得胜利以及在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力。

　　三 争论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传统观念，为近代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股春风，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它也表明，要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教育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那将是困难重重。

　　（一）“作新念”――重视教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的教育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价值文化观念，不仅要作新学，更要作新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体制，主观上的价值评判体制导致了客观上的保守言行，从而也就丧失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认知体制阻碍了变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求学是农家子弟的主要出路，“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他们更倾向于应试教育，不理解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实施，应试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举步维艰。教育上根本思想的转换，以开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教育实践才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保自我”――保持教育的中国化

　　这段历史的现实借鉴意义在于，在引进西学的问题上，要避免西化，切不可只引进技术，学其“皮毛”，应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及其理论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向“本土化”。对西方知识可以采纳与吸收，但教育改革应从本土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着眼于自身，切不可通过学习西方来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教育上保持自身本国的独立，避免为洋所用，要学其精髓，掌握核心，切不可亦步亦趋，受国外教育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再者，在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方面，不应斤斤于新学、旧学之争，中学、西学体用之别，在保留我国本身特色的基础上，大凡有裨益于我国教育发展者皆可用之。

　　（三）“致公正”――处理好教育公平

　　中国如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处理好教育公平问题。正如天文算学馆只是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将广大世人排除在科学教育之外，这就间接的导致了其招生的艰难。今天的中国地区发展差异非常大，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平尚未实现，更何况教育公平虽然区域发展差异大，但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内应致力于实现教育的公平。当今中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若处理得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实惠，便可形成巨大的团结力、生产力，能够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若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人民群众的抵制，使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影响社会及教育的良性发展。

　　（四）“敢为先”――勇于创新

　　创新才会有动力，才会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的发展。中华民族要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勇于不断改革自身落后和弊端的精神，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但是，创新不只是一味的求“新”，应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自身，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取精华，去糟粕，坚决同甘愿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再者，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主要体现在创新性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教育的改革，应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并付诸实践，创新人才多则国强，创新人才少则会束缚社会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校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6.

　　[2]杨永福，何廷明。评晚清两种文化观念的首次公开辩难 [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2）。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2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要生存和，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④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⑥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⑥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⑩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3

　　1、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2、师夷长技以制夷指的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来源：文章屋网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4

　　【关键词】备课；解读；反思；教学后记；有效性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学校工作了33年的历史教师，上了一堂非常出色的观摩课，邻校的一位教师问他：“你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巨大的思想威力。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堂课？”那位教师回答说：“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一般的说每节课我都准备一辈子。但是，直接针对这节课的准备，则花了约15分钟。”一辈子与15分钟，一语道出教师备课之真谛。

　　备课作为教师课前准备的过程，亦是教师提高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总结教学经验的过程。教师通过一次次的收集资料，一遍遍的处理教材、确定教法，专业水平和教学设计能力就必然会得到提高。

　　因此，要使课堂教学有效，备课有效是前提。那么，什么样的备课是有效备课呢？

　　一、紧扣课标，解读课题，有效备课

　　1.要研读课标，全面准确把握课标规定和要求

　　说“全面”，即不能看重这一点，忽略那一点，三维目标应一体化；说“准确”，即不能人为拔高或降低知识与能力的层级要求。

　　比如在上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三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改革开放的年代”时，有一位老师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这一部分内容处理为识记要求的内容，让学生读一读，记一记。事实上，课标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要求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的伟大转折”。从认知性目标要求看，属于理解层次的要求，从不仅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而且要懂得为什么。从体验性目标要求看，属于反映层次的要求。显然这位教师对课标的要求和把握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当然，未按课标要求处理教材的现象并非这一位老师，在不少教师的备课和课堂上也暴露了这问题。

　　2.准确解读课题，全面把握内容

　　以八上历史与社会课《得天独厚的大河文明》为例。本节课从教材内容看，主要是介绍四大文明古国的发展史，但如果教师按部就班地一个一个国家进行介绍，整节课会显得很单调，学生也会失去兴趣，而且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为什么古代文明古国会出现在这四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关键点就在于这四个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大河孕育了古代的文明，这就是“得天独厚的大河文明”。所以在备课中我们可以准备一组四大文明古国的相关图片，尤其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版图。由此导入新课，自然贴切。

　　3.把握关键字眼，突出课堂亮点

　　课题往往是一节课内容的浓缩之笔，围绕课题进行备课切入，往往有画龙点睛之效。课题当中的关键字眼更是需要我们教师去轻推细敲，把握住了关键字，也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心，整节课的备课思路会更加清晰明了。

　　以八上历史与社会课《帝国新政》为例。这节课选取了“贞观之治”、三省六部制、科举考试等方面的内容，表现唐初统治者在政治革新上所作的努力。教材通过不同的个案，分析“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从教学内容看，本节课主要介绍唐太宗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而采取的措施。但如果教师仅仅围绕几项措施而展开，教学就会缺乏新意，学生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也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如果抓住了课题《帝国新政》的“新”字，体现唐太宗李世民与之前隋朝的措施比较，突出“新”字，学生会更有兴趣。“新政”“新”在哪儿？“新”在唐太宗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正因为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贞观之治”的局面。

　　4.恰用课题含义，理清教学思路

　　以八下历史与社会课《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例。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一句文言文，如果不对课题进行解读，后面的内容学生很难理解，课堂也很难展开。所以在备课中教师自己先要对课题进行研读：为什么要“师夷长技”呢？当时是怎样做到“师夷长技”的？（这是书本非常详细进行阐述的内容。）当时清政府“师夷长技”达到“制夷”的目的了吗？为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未能“制夷”？使课堂教学紧扣课题“师夷长技以制夷”，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学会从解读课题开始，紧扣课标，我们的备课会更有效。

　　二、关注课堂，课后反思，查漏补缺

　　课前备课固然重要，但课后反思，进行第二次备课， 即写教学后记，更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熟与提高。

　　很多时候课堂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这不仅需要老师灵活应对，更需要教师在课后认真反思，最好是作为案例记录下来并做分析。这样有助于对自己的教学工作，学生的表现等进行理性的分析，并通过反思、体会和感悟帮助自己总结和积累经验，形成一套能适应教学变化的、能出色驾驭课堂教学的知识体系和本领。所以，课堂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备课的停止。课后的反思，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是自身理论的提升，是备好下一堂课的基础。

　　课后反思不在多，贵在精。写教学后记可以记课堂生成。课堂上学生表现如何，学生讨论有哪些精彩的成果，课堂上生成了哪些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都能为教师的下次备课提供可借鉴的素材。将课堂教学中星星点点的启发和顿悟、有特色的教学经验和典型问题记录下来，既要记成功之举，也要记“败笔之处”。

爱可网分享地址：http://www.ik35.com/wm/102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