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奇故事

历史传奇故事篇1

　　【关键词】《燕赵传奇》 地域文化 复合传播 文化市场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挖掘、弘扬燕赵历史文化，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是主流媒体肩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河北电台）大胆尝试，精心打造了大型本土文化系列节目《燕赵传奇》，邀请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创作团队，在节目内容、样态、编排等方面大胆创新，用新闻讲历史，用文艺讲文化。栏目把握舆论宣传重要节点，成序列推出精品节目，以通俗化、故事化的讲述集中展示京津冀悠久厚重的人文历史、璀璨多姿的文化遗产、慷慨诚义的燕赵风骨。

　　节目自2013年初在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开播以来，较短时间内即引发京津冀区域听众广泛关注，收听率排名迅速上升。节目播出过程中，不断收到京津冀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听众来电或来信，或索要光盘图书，或提供故事素材，或提出建议和想法。在北京工作的河北平山籍出租车司机卢永健说：“这个节目讲自己家乡的事情，通俗易懂，自己爱听，也愿意推荐给乘车的外地朋友，让他们在第一时间感知河北的历史人文、城市内涵，自己也感到很自豪。”著名画家、河北省美协原副主席、报刊美协主席李丰田先生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燕赵传奇》让他倍感亲切，深受感动，希望节目能够把本土文化这个品牌坚持下去，让更多的河北人了解家乡的文化。省内多个地方志办公室表示，在如何更好传播城市历史文化的命题上，《燕赵传奇》给了很大启发，将参照《燕赵传奇》节目模式，整合媒体、专家资源，制作城市历史文化系列节目。

　　《燕赵传奇》创办近三年，获中国广播影视节目大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广播影视节目一等奖等，更在2016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彰的“2015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

　　作为一档历史文化类广播节目，《燕赵传奇》以成风化人为己任，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创新、创优的思路探索广播节目新样态，成为主流媒体发掘、弘扬本土历史文化的范例。

　　一、紧扣重大主题，挖掘地域文化

　　京津冀文化底蕴深厚，留存了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燕赵传奇》在挖掘整理优秀文化的过程中，突出选题的新颖性、结构的连续性和内容的关联性，成序列、有规模地谋篇布局，已播出成品节目700余期。

　　2013年4月，《燕赵传奇》以传扬京津冀历史文化一脉为主旨，推出“根脉文化”“皇家文化”“民俗文化”“诚义文化”“长城文化”5个系列500集节目，还原历史真相，演绎传奇故事。

　　2014年9月26日，时值华北人民政府诞生65周年纪念日，栏目以华北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历史背景，推出65集特别节目《中央人民政府从这里走来――华北人民政府全景实录》，全景展现华北人民政府从创建到发展的历程。

　　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6月23日（奥林匹克日），栏目再推50集专题节目《张家口往事》。节目侧重张家口与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的史实，结合近代群众体育、冰雪文化传统等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史料，以历史观照现实，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4年冬奥会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燕赵传奇》于2015年7月7日推出70集特别节目《燕赵抗战英豪录》。节目选取燕赵抗战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事件，集中展现燕赵抗战英豪的光辉事迹，有些人物和事件是首次公开披露。该系列节目成为河北主流媒体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经典篇章。

　　2016年伊始，《燕赵传奇》再推百集系列节目《邯郸成语故事》，以新的角度讲传统文化，用新的语言说传统故事。“中华成语根在邯郸”，节目一经推出，就在京津冀等广大收听市场引发良好反响。

　　二、树立创新思维，实现复合传播

　　（一）突破传统模式，创建新型团队

　　《燕赵传奇》打破传统媒体内部挖潜的局限，借助省内外成熟的编创力量和专家队伍，进行反复论证，超前谋划。节目创办之初，邀请中央电视台优秀纪录片导演担任总编导，邀请河北及北京历史文化学界的一流专家学者撰稿主讲，有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河北省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著名社科学者梁勇，清东陵博物馆副馆长（百家讲坛特邀专家）李寅，还有西柏坡纪念馆研究员王律、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多位研究员等。作为河北电台节目创新的重点项目，特别成立《燕赵传奇》工作室，组建精干采编制作团队，探索新型的节目制作流程，确保节目运作优质高效。

　　（二）超越传统传播，实现多媒联动

　　《燕赵传奇》在注重挖掘深度的同时注重传播广度。节目在河北电台多频道播出的同时，与中国广播联盟合作，定期选取节目在全国部分省市台展播，开通官方微博和网友互动；在传统媒体进行声音传播的同时通过河北广播网和河北电台即通手机客户端以图片、文字、音频等形式全面展示，塑造品牌形象，根据网络传播“碎片化”的特点将成品节目重新剪辑、包装，以“随时听、随身听”的移动终端收听模式融入听众的生活，与听众进行互动交流；与《生活・家周刊》等纸媒深入合作，将节目文稿重新编排，进行连载；与中央党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系列图书11册。

　　（三）策划多样活动，提升品牌影响

　　坚持一个季度一次大活动，一个月一次常态活动，将优质内容落地。两年多以来，策划推出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系列活动，开展“根脉之旅”“红色之旅”等群众性活动。主讲人走出直播间，走进社区、景区，开办公益性讲座。借助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资源，旅游和文化两个主题紧密结合，在西柏坡、抱犊寨、正定、赵州桥、辛集等地进行考察采风，推介河北地域文化，进一步实化了传播效果。栏目组还在省内外采集“红色故事”、征集人物线索，“燕赵传奇主讲人”征集令，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持续开展“送传奇下基层”，将京津冀历史文化故事送到听众耳边。通过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节目认知度和美誉度，通过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多维展示，有效提升了节目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三、树立市场思维，拓展文化市场

　　广播节目及其衍生品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成为文化市场生生不息的消费源动力。《燕赵传奇》栏目初创时，定位不仅是一档广播节目，而是要打造一个媒体品牌，力求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燕赵传奇》拓展了传统的广播节目外延，将线性的音频节目固定化，将无形的广播内容具象化，出版制作同名图书、光盘册及相关特色文化产品，在此基础上建立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将相应的文化产品推向学校、社区、旅游景点等更加广阔的市场，借此扩大广播节目的影响力，促进本土历史文化的推广。

　　河北电台应邀以一百集节目或一个系列专题为单元，陆续向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捐赠《燕赵传奇》图书及音像资料，拓展广播节目服务渠道。同时，《皇家文化》《根脉文化》《民俗文化》《诚义文化》《长城文化》《张家口往事》等图书均已结集出版，同名节目光盘册及MP3礼盒等文化产品也已于先期陆续推出，既扩大了广播节目影响，也延伸了广播精品产业链。

　　四、创新节目形态，打造广播精品

　　《燕赵传奇》在编辑制作中大胆探索创新，运用多重广播元素，注重通俗化、故事化、系列化和关联性，寻求特色表达。节目突破传统的讲堂讲座模式，专家主讲和主持人解说有机搭配，面向不同知识层次、不同年龄听众，讲述历史文化，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节目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通过设置悬念、引领话题等章回体讲述方式，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故事化讲述，让历史见人见事，见情节、见精神、见性格，鲜活生动。节目充分运用角色扮演、采访录音、影视节目原声及丰富的音乐元素，进行精细合成制作和广播化改造，使听众获得“有益、好听、有用”的收听感受，达到雅俗共赏的播出效果。节目以系列呈现，每一集、每一讲既独立成章，又前后连贯、环环相扣，吊着听众胃口连续收听。节目坚持现实和历史相互观照，在尊重史实前提下，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介绍河北历史文化的原貌并纳入史学专家的新考证、新观点。

历史传奇故事篇2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历史传奇故事篇3

　　［关键词］ 历史传奇文本；电影特质；接受美学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大手笔《英雄》的成功上映将中国电影拉出波谷，并以电影界里程碑的符号性标志使中国电影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况。中国影片在国际主流空间上映的帷幕从此被拉开，“中国式大片”到来的时代之门由张艺谋的双手亲自开启。

　　但是，我们仔细审视“中国大片时代”到来之后近几年相继上映的大片，不难发现，从2005年的《七剑》《神话》到2006年的《墨攻》、2007年的《投名状》、2008的《赤壁》《三国之见龙卸甲》《剑蝶》《画皮》直至2010年的《花木兰》《孔子》《苏乞儿》，这些影片都是从民间故事、历史传奇中来建构自己故事文本的古装片。

　　再回溯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几次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历史传奇题材的影片一直都是重头戏。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历史传奇题材广受电影人青睐的原因了。究竟是这类题材中的什么特质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将目光聚焦于这类题材的身上呢？这类题材究竟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特质适合以电影画面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呢？笔者将在分析最早进入电影界的传奇故事“木兰从军”的基础上，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传奇文本所深蕴的电影特质。

　　一、“木兰从军”故事的银幕历史回溯

　　历史传奇故事“木兰替父从军”在民间百姓间流传很广，而其史料最早始见于《乐府诗集》中的南北朝民歌《木兰辞》，作为最早的叙事诗，其有着基本的故事情节，而其中作为“忠孝节烈”的叙事元素更是经过历代传奇小说野史的补充丰润而使花木兰的形象愈加丰满。尤其是后来逐渐加上的有关木兰婚姻爱情的故事成分，使一个忠孝节义的封建故事更增加了曲折动人的元素。

　　作为传统的民间传奇故事，“木兰从军”历来都是很受文学与影视关注的一个叙事题材。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木兰从军”故事被屡次搬上银幕的历程：

　　1928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的、由侯曜导演、李旦旦与林楚楚等主演的默片《花木兰》，这是“木兰从军”故事第一次被搬上中国的银幕。影片借助于“木兰从军”故事的本土性来冲破欧美电影类型在中国的垄断，以其为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民族本土性特征走进当时的电影视野，为中国百姓广泛接受，为中国电影早期发展的历史添写了重要的一笔。

　　1939年，由欧阳予倩编剧与卜万仓导演共同对“木兰从军”故事进行适应时代特征的改编，并由黄耐霜、刘继群主演、华城影片公司出品了黑白有声影片《木兰从军》，成为抗战时期的孤岛电影之一的《木兰从军》，叙事重点已经由传统的对父亲尽孝偏移到为国家尽忠上来，并紧密结合当时大的时代症候，成为特定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一部优秀的抗战影片。

　　1963年，黄梅调的影片《花木兰》被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搬上了银幕，由岳枫导演，凌波、金汉等主演。影片成功地将黄梅戏曲调“经过现代音乐理念的处理，晋升为一种现代化、精致化、时代流行曲化的传统戏曲、江南小调的代称”［1］，对“木兰从军”故事的这一现代性改编，契合了当时现代都市型香港民众的娱乐需求，一种现代都市的民间性消费悄然升起，而“木兰从军”这一历史传奇的时代特性特征得到彰显。

　　2009年，“木兰从军”的故事随着当下的大众娱乐化消费再次进入电影人的视界，具有民族史诗性的大片《花木兰》由马楚成导演、中国内地和香港合拍，并启用了地跨中、韩、俄两岸三地的国际化明星阵容，以凸显的影像视觉造型效果，成为新世纪中国影坛“大投资”“大明星”“大场景”“大票房”为其鲜明标志的“景观电影”典型代表。

　　二、 “木兰从军”类的历史传奇故事文本内部所蕴藏的电影特质分析纵观“木兰从军”传奇故事百年来被反复搬上银幕的历史，英雄花木兰的形象被不同导演多次演绎而焕发出更加多彩的光泽。从前面对木兰故事的银幕历程回溯中我们可以发现，花木兰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编导拍摄出来时，则有着不同的主题侧重点。虽然电影人都选择了这个妇孺皆知、大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传奇故事作表现对象，并巧妙借用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以及场景为影片的基本构架，但不同时期拍摄的影片花木兰都折射着不同时代的精神与审美在其中，这与中国民间传奇故事自身所蕴藏的电影特质有着很深重的关系。

　　（一）历史传奇故事文本所蕴藏的本土性特质

　　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传奇文本故事的本土性特质。接受美学认为，作家或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时，都先预设了一个读者即隐藏的读者在面前，艺术家的创作就围绕着这个预设的读者展开，文本的构建也以这一预设的隐含读者为中心。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通过对“木兰从军”故事银幕历程的回溯了解到，1928年版的电影《花木兰》就是为了与当时的小市民大众审美需要相契合而拍摄的。当时的中国电影界被外国放映商与外国影片所充斥，商业利益至上的拍摄诉求决定了创作商们必然会将潜在的大众市民作为接收对象，而文化素养不高但人数颇多的小市民则是很好的影片接受者。因此，电影创作商们就将目光锁定在已经在民间流传很广，早已为大众市民耳熟能详地接受了的“木兰从军”的故事。以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作为电影创作的素材，无论是其叙事结构还是价值取向，都与当时的市民审美取向相契合，这样，影片还未拍摄就已先入人心，再加上影片在创作时还汲取了很多传奇故事的元素，使人物故事情节充满曲折，尤其是“木兰从军”中女扮男装这一故事元素更能契合广大小市民的猎奇心理，所以就成为电影人在本土寻求电影素材的最佳首选。

　　（二）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主题的时代性特质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艺术接受活动中，接受者原先已有的经验、素养、审美趣味等综合形成的对艺术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欣赏要求，即先在经验形成对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2］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主题的时代性特质，我们可以结合文本所处的时代来进行阐释。1939年版的电影《木兰从军》，改编者们就有意识地将传统的木兰故事“忠孝双全”母题转移到侧重强调其“忠君报国”的一面，撷取了木兰故事中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重点情节，完成了主题由“为家尽孝”向“为国尽忠”的中心置换。民间历史传奇故事“木兰从军”的爱国主题契合了当时抗战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在中国百姓中反响很大，激起百姓保家卫国的抗争热情，“木兰从军”类的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以其时代性特质在当时社会引起了空前的轰动。

　　与“木兰从军”故事有着相同母题的历史传奇故事被搬上20世纪30年代上海全民抗战的银幕的还有《西施》《梁红玉》《岳飞尽忠报国》《苏武牧羊》《太平天国》等一批抗敌御侮反侵略的影片，极大地满足了抗战时期孤岛上海民众抗日的渴望与需求。

历史传奇故事篇4

　　我们的国画在外国人看来似偷工减料，好像还没有全部画完，但正因为留白制造了神秘感，才为观众留下了更多遐想的空间；我们的国酒茅台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摔成名的传奇故事，奠定了国酒的根基。在法国，将一小瓶矿泉水卖到天价的依云也没有忘了向大家表白其经过悠久历史的积淀和滋养。其他高端品牌也几乎必有传奇故事和厚重历史文化的支撑。

　　解读蒙娜丽莎的微笑

　　对于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据说最有价值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其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千古奇韵，那如梦似的妩媚微笑，被不少美术史家称为“神秘的微笑”。可见，《蒙娜丽莎》的卖点既不是女人的美丽，也不是女人的内秀，而是女人的神秘感。

　　只有神秘莫测的，升值空间才是无限的，黄金、白金这些东西虽然也在升值，但是即使升值最快的时候，对人们的吸引力也仍然很有限；而那些具有核心影响力和动销力的品牌，其价值却好像总在突飞猛进，就像可口可乐，在此暂且不论其内核是败絮还是珍珠，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其出售的也是神秘感，一是美国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和文化，二是神秘配方，据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超过五个人知道，而且为了保密，居然不敢申请专利。

　　我们也借机解读一下断了双臂的维纳斯为什么反而由此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了？我们知道物以稀为贵，但现实中好像断了双臂的残疾人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羡慕，我们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是神，其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神秘感。

　　个人品牌同样需要传奇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个人品牌时代，个人品牌同样需要传奇故事。中国价值最高的职业经理人，盛大总裁唐俊先生也有与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传奇故事，且看唐俊不敢离开中国的理由：“我1985年去日本。日本自那年开始，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每年的GDP以6.7%到7.2%高速增长，这样的高增长率在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很不幸的是日本在1990年的时候经济一下子就崩盘了 ，崩盘到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吗？其实那一年日本真的没发生什么事，世界上也没发生什么事，但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唐俊走了。

　　再来看美国，美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一直处于低谷，但有一年它的经济一下子就好了，你们知道是那一年吗？1990年！你们去查一下美国那年GDP处在4.6%的高增长状态，美国人已经50年没看到这样的高增长了，美国也没发生什么啊，唐俊到美国了。知道我是哪一年离开美国的吗？1997年10月31号。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是唐俊离开美国的日子，也是美国的黑色星期日，那一天美国的经济全面崩盘，我是在美国的西雅图国际机场知道的，当时我就在想美国人怎么这样啊！！

　　再看1997年我去了哪里，我来到了中国 ，而中国正是从1997年经济才开始稳定高速增长的，所以我现在都怕离开中国了，我知道这可能和我没多大关系，但万一我离开了中国发生点什么，我说不清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所以我不会离开中国。我一定会在中国呆下去。 ”

　　中国名牌急需塑造传奇金身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可是国内有哪个名牌真正深度挖掘、继承、传化了？看看我们赖以自豪的中国名牌榜上，有几个有自己的品牌传奇，有几个将自己的品牌故事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链接了？我们不得不回头来反思一下，中国名牌的价值载体在哪里？难道购买、几个国际大牌就能将自己的品牌价值拉高？就算是垫高了自己？

　　在此不得不提几个中国的无名小卒，其虽然还不大、还不强，但是它们融汇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能坚持正确的路，总有出类拔萃的一天。名门闺秀就是其一，其虽然年营业额不大，营销网络不多，但是仍不失其伟大。在竞争激烈的日化行业，在国际名牌集群盘踞的高端化妆品市场上，名门闺秀是唯一一个秉承汉方美颜的本土高端化妆品品牌，将东方美学元素融入其中，其战略目标是要打造一个东方女性专有的美丽世界。在与其当家掌门人“钟悦”总裁的深度交谈中，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美丽无比、令人神往的新世界。

爱可网分享地址：http://www.ik35.com/wm/862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