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传记范例

个人传记范例篇1

　　一、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川主体性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人类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确证自己，文学中的主体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心〕。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烛照着传记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对传主的选择、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艺术手段的运用和对传主形象的再现与阐释等。

　　现代传记观最大的转变就是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关系的改变。就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到了20世纪，如同小说和诗歌的变化一样，传记的写作也发生了变化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与从前大不一样。他不再是那个一丝不苟、满怀同情的伙伴，不辞辛苦甚至是亦步亦趋地去找寻他书中主人公的足迹。不管是朋友或是对头，也不管是仰慕或是批评，他都是与之平等的人。一句话，他不再是一个记事者，他己然是一位艺术家。传记作家和传主关系的变化导致传记观念的开放和传记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把传主当作偶像崇拜，而是用反思性批判目光对传主进行评价和阐释。凌宇的《沈从文传》写出了传主的个体生命存在如何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写出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发展过程川。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他跨出人生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摆脱了一般乡下人的常规生活而汇入时代潮流中心，为了实证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写作，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凌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尊重传主的主体性，同时又处处体现自己的主体性，表现出而对传主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时代巨变时的思考，以及作为大山的儿子而与传主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共鸣。传记作者在对传主进行历史还原的同时，也在表现自我和展示自我。传记作家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平等对待传主，抓住传主的精神实质与性格特征，才能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还原出真实可信的传主形象。

　　在传统传记中，传记作家主体性不强，体现在对传主的态度上就是往往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传，以仰视的目光对待传主，跟在传主后而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他们眼里，传主形象完美无缺，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的神。传记家为了美化传主，往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掩盖了历史事实曰。如凌宇在写到沈从文与一些现代作家的矛盾时，总是强调误解因素，或是将责任推给对方，好像传主从来不会犯错。沈从文对乡下人的理解，凌宇也主要是肯定赞美，而没有看到这种乡下人意识中的精神胜利法、麻木无知、狭隘保守、自欺欺人，对传主缺乏一种审视与反思的视角。对历史人物缺少批判性和反思性，正是中国当代传记现代性医乏的标志，传记作家不应抱着树碑立传的心态写作，而是要确立主体批判性，以反省的眼光来解剖传主复杂的人生与个性。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都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传记家与传主在精神上能产生高度共鸣。传主成了传记家自我形象的投射，折射出传记家的影子。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传记家对传主的理解与阐释，影响到传记写作风格与传记内容的真实性。 因此，传记作家能否正确对待与传主的关系，充分发挥传记作家的主体意识，是树立现代传记观的一个重要方而。在这方而，周棉的《冯至传》处理得比较客观、得当。该书自问世以来得到学界一致好评，相关评论有几十篇，如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认为：《冯至传》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阐释著名诗人、学者冯至的创作、治学和人生的学术性传记，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独创性在我读到的作家传记中，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深厚的功力结合得较好的一部。它有学术的永久性(孙玉石《冯至传》鉴定书，1998年6月21日)。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批评意识和平等意识，与传主有强烈的精神共鸣，但是，没有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作，在传记写作过程中能够直书无隐，客观地评说。谢冕先生认为，《冯至传；+对冯至先生一生的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作出了科学而翔实的阐析和判断，特别是对冯先生50年代创作个性的丧失有符合实际的批评，更表现出可贵的学术品格(谢冕《冯至传》鉴定书，1998年6月18日)。司棉认为当代传记最大弊端是吹捧之风盛行，传主与传记家甚至互相吹捧，缺乏严肃的文学批评态度，失去文学批评家的本色，违背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模糊了作家的本来而目。他在《冯至传》中说：我虽不才，但对庸俗无聊的吹捧，向来鄙视和厌弃。我想，既然传主澄明无碍无滞，我又何必雕饰呢？既无须拔高，也不须隐讳。他认为：理解一个人相当困难，对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和诗人型的学者而论，理解了他的作品，实际上也就理解了他的为人，理解了他所属于或代表的人生。困正因为对传主有深刻理解和反思目光，周棉写出了传主冯至诗人、作家、学者、教育家、外国文学界领军人物等多重身份、特殊成就和局限，再现了传主善良、诚实、谦和、质朴、淡泊、敏感、细腻、不趋时附势、甘于寂寞的精神风貌。

　　二、传记作家的对话意识

　　传记家与传主的关系不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关系，传记作家应该和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作家传记的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任何一本作家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作家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川。传记家要有对话意识和问题意识，和传记主人公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指出：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川。传记作家要想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最好具有与传主同样的思想高度与文化修养，具有人格与精神上的独立性。

　　吴福辉的《沙汀传》是一部内容深沉、厚实的传记文学著作，作者通过与传主心灵的碰撞、交流和对话，写出他眼中的沙汀，描绘出沙汀包罗万象的丰富人生以及他复杂的精神世界。吴福辉说：传记是历史的造山运动的记录，是自然、社会对一个人的形成的诉说，也是传主本人外在行为与内在性格、心灵的生长，对自然、社会的反抗，或川页从，或又反抗又川页从的写照。这之间，传主和传记作者，不免会有心的交流和撞击。从这种意义上说，传记必然是以往的人与当今的人，彼此进行的一场关于那个人的历史性对话。

　　作者设计了独特的对讲式传记文学结构，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与传主的对话，在一问一答中表达自己对传主的理解与认识。从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还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传记作者在写作时，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表现意识，能够主动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对传主进行理解与把握，对传主的思想性格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而不是被动地再现历史。作者抓住了沙汀的主要性格特征和思想特征，通过对沙汀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的再现，塑造出一个为了文学创作而饱尝艰辛、九死而不悔的文学探索者形象，传记家在对传主精神实质的把握以及心灵的对话和交流中，体现出深刻见解和深邃思想。袁庆丰的《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也有强烈的对话意识，传记作家与传主在精神气质上又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常常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作者在后记中说：书里书外的、看到的和而对的无耻与丑恶，常使我悲痛难抑、气郁难平，对这种双重的煎熬与折磨简直是忍无可忍。传记作家对传主的盖世才华充满钦佩，对其不幸身世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渗透了深切的同情，达到与传主心灵的水乳交融。正因为传记作家善于设身处地地展现郁达夫的心境，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传主形象鲜明生动、跃然纸上。

　　三、传记作家的价值判断能力

　　传记家不但要再现传主的生平事迹，反映传主的性格与精神世界，同时还要对传主的生平与格作出解释。优秀的传记作品在追求历史性的同时，不能只满足于实录，还必须有自己的历史识见和分析判断能力，否则传记只会成为干巴巴的资料长编，而无法构成完整的整体和自足的艺术品。任何传记作品都包含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是观点与材料的结合。传记的功能不仅是提供有关传主的生平材料和经历，而且还要对传主进行解释，这己经成为当代传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斯特拉齐认为：不作解释的真实如同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个伟大的解释者。传记家对传主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十分重要，传记作家对传主有了整体认识后，片断、孤立的史料才能围绕一个中心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传记家不但要写出传主做了什么，还要写出传主行动的历史动因和心理动机，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中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传记作家最好有与传主相同的思想能力，并且能站在当前的时代高度，拥有比传主更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在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才能游刃有余，富有真知灼见。

　　由于传记作家价值判断不同，会导致对传主的理解与阐释不同。同样是茅盾传，丁尔纲的《茅盾评传》和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对传主的人生与性格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茅盾南昌起义前夕滞留庐山时，写了诗歌《留别云妹》，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8月12日的第146期上。沈卫威认为：这是他脱离政治激流的一份自白书，也是他作为文人的一种独特的告别政治舞台的方式。这是一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脱离告别政治的临别留言。丁尔纲则认为说《留别云妹》是叛党宣言，不仅失实，而且近乎荒谬了。又如沈卫威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赞同助父自杀说，并认为这与形成茅盾的胆J法性格和他以后的脱党有密切关系。丁尔纲则认为：近年来有人说茅盾给父递水果刀是助父自杀，甚至说是拭父。并引申出从此茅盾十分胆小怕事，以至说茅盾后来脱党也与此病态心理有关。真可谓奇谈怪论！两个人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甚至互相抵梧。实际上传记作者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了对传主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客观发生的历史实体只有一种，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却有无数种，而且在不断丰富变化着。对不同观点应该允许其共同存在，而不是断然否定与肯定，那是僵化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表现。而对复杂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上述两本茅盾传的作者在对待传主的态度上是不同的：一个以仰视的眼光看待传主，传主的形象是威严和高高在上的；一个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不但把传主当作名人来看待，而且把传主当作普通人来看待，传主的形象更具人性。

　　20世纪前期、中期的鲁迅传和20世纪后期的鲁迅传在对传主的评价和阐释上就有所不同。对鲁迅作品的说明和诊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这就造成了鲁迅写作的难度。30年代，鲁迅逝世时被称为民族魂，40-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半期，鲁迅的形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旗手形象。早期鲁迅传将叙述焦点集中在鲁迅的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青年导师形象上，只强调鲁迅身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一面，甚至不惜歪曲鲁迅形象，远离历史真实，鲁迅形象干瘪、枯燥、片而化。作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鲁迅被偶像化、神化和抽象化，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和空洞的能指。真实的鲁迅形象被遮蔽和割裂，人们只能看到被歪曲了的鲁迅形象。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说自己1977年动笔写鲁迅传时，学术界受左倾思想的束缚还比较严重，他的鲁迅传强调塑造鲁迅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说自己在传记中重视对杂文的介绍和评述，是为了忠实于鲁迅丰富的战斗生活，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示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格。而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强调鲁迅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义感很强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假使大革命来了，他也只是同路人，不一定参加什么政团的。从80年代初开始，鲁迅传记从观念和写法上都从单一走向多元，传记作家更重视作为人的鲁迅的复杂性、多样性，由研究鲁迅的外部世界走向对鲁迅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剥去了套在伟人头上的神圣的光环，传记中的鲁迅形象由神向人还原。王晓明的《无法直而的人生鲁迅传》写作目的是凸显传主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抓住鲁迅偏于绝望痛苦的精神气质，重视对鲁迅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的揭示。鲁迅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一个平凡人。他由于软弱和对母亲的孝顺而接受包办婚姻，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婚后拒绝同房，自己忍受巨大的痛苦，也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他重视经济独立，为了版税曾和北新书局老板打官司，他不喜欢做官，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科长。这种对鲁迅真实形象的还原不但不会有损于鲁迅形象的伟大，反而使鲁迅形象更加可信可亲。可见，而对同样的传主，不同时代的传记作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四、传记作家的文体意识

　　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对传主的态度，对传主的阐释和价值判断上，还表现在传记写作中艺术手段的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再现上。传记文学要还原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就要充分运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进行历史叙述，再现传主鲜明生动的性格。如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例，场面、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琐事描写，通过比较表现人物性格等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描绘了绍兴地方五彩缤纷的乡土风俗，中秋的赏月，重阳的登高等，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民间气息，再现了周作人童年时的生活环境与人文熏陶，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对周作人精神个性和审美情趣的影响。文学性的描绘和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体现了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与文学创造能力。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数量很多，但是缺乏精品。传记作家对传记文学的文体特征与艺术价值不够重视，不是叙述手法过于严谨呆板单一，使传记成为枯燥乏味的流水帐和资料长编，就是不重视科学性，虚构太多，一味胡编乱造，使传记成为小说。这是传记作家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的表现，能够达到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传记文学作品还不多见。不同传记作家对传主的艺术再现与艺术手段的运用，构成传记作品不同的风格，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在参考资料较少的情况下，立足于文本，运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轻倩灵活的文笔，写出张爱玲的神韵。余彬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把张爱玲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中，对她的历史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理论性和学术色彩较浓。胡辛在写《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时，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觅张爱玲生活的处境和语境，尽量运用和张爱玲语言风格相近的叙述语言，使叙述语言和传主语言浑然一体，不愿撕碎张爱玲的语言纤维，不愿搅混原汁原味的人生况味。孔庆茂的《魂归何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文学色彩很浓，在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大量运用文学描段，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司美娟的《张爱玲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张爱玲的情感和婚恋生活为主线，在不背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展开丰富的想象，将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恋始末，运用小说笔法娓娓道来，其间穿插了大量场景描绘、对话和心理描写，使所叙述的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资料丰富，对张爱玲的家族背景、赴港、与港大的关系、赴美后的生活、与赖雅的婚姻以及张爱玲生命的最后一幕都有详细的介绍。此外，作者还重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不回避她人生遭际中的阴暗而，通过她的生平阐释她性格及其作品形成的原因。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属于学术传记，理论色彩较浓，重视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但是给人的感觉无法真正融入张爱玲的世界。

个人传记范例篇2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个人传记范例篇3

　　[关键词]传记文学；表现范式；美丑转化；戏谑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5-0107-05

　　传记文学是以文学手法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描写人物成长历史的一种文学样式。《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定义：“记载人物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深受读者喜爱。然而，纵观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尽管作品数量众多，但水平参差不齐，有不少作品存在媚俗化倾向。为了更好地发挥传记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有必要对传记文学的文体特征和创作方法作进一步探究。

　　一、“以人为本”的表现范式

　　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在“‘风雅颂’杯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颁奖活动上说：“现在提倡以人为本，传记文学特别‘以人为本’，人是放在第一位的，传记文学作家都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他们从人切入历史，折射出人类的智慧。”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叙述角度、结构艺术、人物塑造等方面，把传主放在中心位置来考虑。

　　（一）以传主为中心的结构方式

　　以传主为中心人物，以中心人物为视角来结构作品，这是传记文学的基本方法。纵观当今许多传记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传主“出生――成功――去世”的过程。这种平铺直叙的叙事方法，难以达到引人人胜的效果。如《赚钱之神邱永汉传》按邱永汉所从事的职业和经营的业种分章，叙事平淡而不吸引人。再如南方某出版社的《梁羽生传奇》洋洋30万字中只有第一部分“名士风流”写了他的生平事迹外，其余六个部分都是他具体作品的评述，人物的性格和传奇色彩不足。

　　在传记文学创作中应当将传主摆在最重要地位，围绕传主的人生经历，选择其一生中充满故事性的重要事件，来反映传主的人生轨迹。通过这些有意义的人生故事，起到教育人、激励人、启迪人的作用。优秀的传记文学往往能够围绕人物来选材和结构作品，不仅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还能够突出传主在整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例如被评为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开国领袖》《梅兰芳全传》等，就具有这些特征。

　　以人物生平为中心线索来结构作品，要尽量避免叙述平淡，可以变换叙事方法。可以像《迈克・泰森：我的王朝》那样适当运用倒装叙述和交错叙述，使传记文学在结构上更加跌宕起伏。人物传记也可以学习传奇故事写法，多留悬念以避免叙事平淡。除了在叙事方法上要有变化，对传主的生平材料的处理也非常重要，必须学会剪裁。以传主的生平为结构线索，并不是将传主的什么事情都堆上去。为了克服“流水账式”的平淡叙述，还应当考虑叙事角度的变化，必要时可以转换人物的叙述角度。

　　（二）“踵事增华”的立传原则

　　中国有以人为史的传统，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确立了“踵事增华”的原则。南朝萧统在《文选序》指出：“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种“以事物由简单趋向繁复，由质朴趋向华丽的普遍发展规律而推及文学的发展规律，萧统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所谓“踵事增华”，就是要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再进行文学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适当虚构无关痛痒的某些细节，符合“踵事增华”的原则。

　　传记文学要为传主树碑立传，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必须是真实的人物形象。遵循“踵事增华”的原则，其前提应当是真实性，因此避免不讲“度”的虚构。“传记可以写得如小说一样生动有趣，同时并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传记创作中有一种叫“死无对证”的方法，就是对已故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随意虚构。因为传主已逝，所以死无对证。例如根据历史照片，虚构照片上人物的对话和故事。尽管此事“死无对证”，但这种方式是不足取的，传记文学不能因为传主已作古就胡编乱造。

　　有人认为：“新时期传记文学已逐渐摆脱了脸谱化、顺序化和高大全的单一写作模式。人们对传记文学已产生了高层次的审美诉求。”这种更高的审美诉求，当然主要是艺术上的，那就是要加强传记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总的来说，还是必须遵循“踵事增华”的原则，在人物塑造上把握文学化的“适度”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传记文学的审美层次。

　　（三）典型化与传主个性彰显

　　很多传记作者注重于传主人生传奇的描述，故事性写得较强，有一定的可读性。但是这样处理，作为“写人的文学”，对传主的人物个性没有彰显出来。这就使得传主形象模糊，不是独特的“这一个”。传记文学作家王朝柱指出：“传记还叫传记文学，要强调文学性，强调个性，只有个性才有文学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以前人们认为不好看，这里面就存在创作者的一个误区，就是人物个性不突出，共性的东西太多。”

　　传记文学的人物塑造，需要运用典型化手法，才能血肉丰满。有的传记作品由于作者选材和剪裁时缺乏“性格”意识，典型化手法不够，由此个性差异不明显，形象没有“立”起来。如《香港四大天王》共四本传记，只是描述了传主的部分人生经历和演艺生涯，没能突出传主的个性特征。根据“典型化”理论，要彰显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的性格必须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要尽力突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前一些传记作品的人物塑造，还停留在“类型化”的手法上。

　　传记文学是写人的文学，塑造人物要尽量写出人物的个性特征。笔者在写《拳坛教父唐・金》和《武林奇侠黄飞鸿传》时，有意突出唐・金狡诈、黄飞鸿低调的性格特征，并描绘了他们性格发展的历程。如《拳坛教父唐・金》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在狱中写信给阿里，说“黑人应该互相帮助”，出狱后找到阿里，拼命鼓吹“咱们黑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经纪人和拳赛推广人”、“我们黑人应该帮黑人”，最终成为阿里拳赛的推广人。从语言和细节上，力求写出唐・金的狡诈个性。《黄飞鸿正传》中有一处写到黄飞鸿退隐江湖，有人上门来拜他为师，他就故意说自己是黄飞鸿的哥哥，弟弟出门了。写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目的是为了突出黄飞鸿为人低调这一个性特征。

　　二、美丑转化的审美模式

　　艺术美源于现实生活，作为“以人为本”的传记文学，与人物的生活历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审美与审丑，同是文学艺术的功能之一。要将生活丑转化成艺术美，必须遵循传记文学的审美原则。

　　（一）关于传主的选择

　　传记文学肩负着为人树碑立传的使命，传记作品具有励志和警示作用。传主的创业传奇和成功的人生历程，对现在正在奋斗的青年人有激励作用。正因如此，传记图书大受欢迎。除了传记图书，受欢迎的还有不少专门的人物传记杂志，如《名人传记》《人物》《传记文学》《人物春秋》等。就连中学语文教材中也选了不少传记课文，竺可桢的《哥白尼》、侯仁之的《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和杨振宁的《邓稼先》等。要充分地发挥传记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必须选择好传主。

　　纵观当今的传记文学，传主大多是名人明星、商业精英、领袖人物和传奇人物。市场上有不少反面人物传记，如《大传》《希特勒全传》《传》《汪伪特工李士群》《传》等等。反面人物能不能成为传主？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应该尽量少选择反面人物为传主，即使要写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写。

　　反面人物不是不能成为传主，但为他们立传时一定要有立场。正如惺园退士的《（儒林外史）序》所说：“余惟是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先师不云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读者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几稗官小说亦如经籍之益人，而足以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尔。”描写“善”、“恶”的目的在于提供借鉴，让人们引以为戒。

　　（二）虚美与溢恶的处理

　　大多数人写传记，都是站在“虚美”的角度。所谓“虚美”，是指传记作者对所写的传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很容易喜欢上这个人物，因此带有某种倾向性，都往好的地方写。“虚美”现象是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缺陷，不利于传记文学发展，例如一些作品有意美化古代的一些皇帝、忠臣，过分夸大他们反贪、廉政、爱民的一面，像《少年包青天》《一代廉吏于成龙》等就存在虚美现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有几个真正的开明皇帝？正直的清官是有的，但真正的“清官”也是很有限的。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不可能像文学作品中描写得那样铁面无私。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作为传记文学的描写对象，就应该力求真实。

　　在创作过程中也有少数人会有“溢恶”倾向。所谓“溢恶”就是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报载曾有作者给香港富豪立传，写传主与他的秘书搞同性恋。结果闹得打起了官司，双方不欢而散。还有不少传记作品，如《传》《希特勒大传》等，传主本身就是个反面人物，创作过程中不能不写到阴暗面和人性的丑恶。如果作者过分渲染丑恶的东西，难免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要处理好“虚美”与“溢恶”问题，就要对传主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传主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用简单的公式能概括的，人都是有双重性的。可以借鉴《史记》的互现法，立传时要重点突出哪一方面，就围绕它来选材。在处理有关反面材料时，如果一时难有明确的答案，就更应当客观公正地处理。在写到反面人物的丑恶人生时，可以采用“评传”的方式，必要时进行点评对读者加以引导，这样可以对青少年读者有警示作用。

　　（三）美丑转化的方式

　　传记文学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传主形象，或鼓励人们以传主为榜样，或警示人们以传主为戒。优秀的传记作品能够起到影响人、鼓舞人和警策人的作用。既然人们对反面传主的丑恶人生也感兴趣，市场有需求，就不可能禁止以反面形象为传主的传记文学出版。那么，如何克服反面形象作传主带来的负面影响，让传记起到“引以为戒”的警钟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研究课题。

　　传记文学作家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描写丑恶人生中注意方法和尺度，在批判丑恶的人生的同时将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在原来现实丑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审美创造者的审美情感和真实化、典型化的艺术表现技巧的光环，从而形成了双重的审美效果――丑感+美感。”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努力将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

　　从生活丑向艺术美的转化，需要经过传记作家的创作。传记文学的审美性特征要求我们将生活丑变成艺术美，也就要求传记文学作品在对丑恶人生的描写过程中带有批判色彩。对传主丑恶的人生事迹要有“点评”，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爱憎观念，要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此外，传记文学在塑造反面形象的同时，也可以在作品中适当塑造一些正面形象。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受到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传记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如果反面人物被塑造成世人敬仰的偶像，即使描写生活丑的水平再高，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美。

　　三、当前传记创作的反思

　　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真实性问题、“麦当劳化”问题以及媚俗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商业化中的趋利行为是其主要原因。深刻反思当前传记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利于推动传记文学创作的向前发展。

　　（一）戏谑化与虚构问题

　　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为原型的影视文学作品，本来也应是传记文学的一部分。像《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这类搞笑作品，大量戏谑化手法的运用，使其“戏说”的成分太重。历史人物传记中的戏谑化情节，大多取材于野史或民间传说，这些材料本身就不太真实。为了使搞笑的成分更浓厚，还有不少情节是作者虚构的。像《黄飞鸿笑传》这样的戏谑化作品，不能算是真正的传记文学。

　　戏谑与虚构是传记文学的天敌，因为它违背传记文学真实性的原则。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所用史料，在脚注中多注名资料来源。姚雪垠的《李自成》虽以真人真事为依据，但虚构的成分超出了限度，只能当成历史小说。传记文学理论家赵白生强调“传记事实”的重要性，他认为“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

　　从另一方面看，还有的传记作者为了追求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通过想象来设计故事情节，通过虚构“逼真”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激情・原色――舒淇》被批评正是如此。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因此必须守住“真实性”这一创作底线。戏谑化和虚构带来的后果，必然使传记文学失真。失真的传记文学作品，有损于传主的形象，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官司，同时极易给喜爱传记文学的读者造成误导。所以在传记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文学性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既不虚构也不戏谑化。

　　（二）“麦当劳化”问题

　　“麦当劳”理论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里泽尔的著名社会学畅销书《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麦当劳是美国著名的快餐企业，所谓“麦当劳化”，指的是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极强的高效性、商业性和可复制性而主宰了世界，然而在这种理性的引导下，社会衍生出了非理性。克隆化、快餐化的传记作品大量涌现，正是这种“麦当劳化”带来的问题。什么人的传记好卖就出什么书，这就是“麦当劳化”的表现。

　　文学商业化过程中，这种“跟风书”现象可谓屡见不鲜。因为要抢时间，书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出书“短、平、快”自然不能避免内容雷同、装帧类似、克隆化、快餐化。当红影星和体育明星的书重复出，商界巨子的传记满天飞，内容都是大同小异。最典型的就是有关李嘉诚的传记，上网搜索至少有十几种。如《李嘉诚传》《李嘉诚自传》《李嘉诚全传》《香港超人李嘉诚》等等。面对传记文学的“麦当劳化”现象，我们不能不考虑传记作品的质量问题。如果创作和出版的传记文学都是这样质量不高的作品，将来谁还读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如何生存与发展？

　　（三）趋利与媚俗化问题

　　媚俗化是传记文学的一大诟病，它是商业社会趋利带来的不良后果。市场上什么内容吸引人，哪怕是迎合某些人低级趣味的东西，依然有人去写。《十大土匪恶霸》一书中的《美艳女匪首千青》，写传主15岁在家洗澡时被，后来多次描写与她那对“曾引以为骄傲的大”相关的情节。这种迎合低级趣味的描写，就有媚俗之嫌。

个人传记范例篇4

　　[关键词]个人实践知识 传记研究 英语教师 专业发展

　　1 引言

　　加拿大学者克兰迪宁认为，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反映了个体的先前知识并认同了教师知识的情境性。这是一种由情境形成的知识，是当我们在经历自己的故事、复述和通过反思再经历那故事时而去建构和再建构的知识。”近几年，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它是教师所拥有的宝贵资源，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探究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教师，而且对教师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传记研究，对一位小学英语教师进行案例分析，以研究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以及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

　　2 对李琳老师个人实践知识的传记研究

　　2.1 学科互涉，教学需要自主钻研。1997年李琳分配到一所小学任教语文，之后调任中学。5年后进入大学学习英语，毕业后进入一所小学开始了她的英语教学生涯。从小学到中学，从语文到英语，这种多样的教学经历，尤其是跨学科的教学带给她的有些什么呢？李琳是这样说的：“其实这种多学段、多学科的教学经历是我宝贵的财富。刚教英语时，区教研员问我对语文和英语教学有什么见解？当时没有太钻研，后来在教学中发现，语文与英语同为语言学科，语言共性使得两者在语音、词汇、语法的学习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后来我常常和语文教师聊天，看语文学科的论文，并把适合英语教学的方法运用到课堂中。”从李琳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她对母语及二语教学相通性的关注来源于她的教学经历及实践。传统语言学的观点认为：母语对于外语的学习只有负面影响，或者说，母语“干扰”了外语学习。李琳却因具有两种语言的教学经验，从母语的教学中提炼出对外语教学也适用的方法。这种有益主动地尝试是她对教学工作的自主探索，是用她在教学中感受到的个人化知识与理解去引导她的教学。这种个人化知识与理解形成了她的教学自主意识。教师教学昀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当教师自己愿意发展自己，并且有能力发展时，教师才可能获得发展。

　　2.2 教学要务实，不做表面功夫。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李琳对英语教学的理解是她个人实践知识的重要方面。在教学上，她的个人实践知识主要体现在她的务实教学方面。她认为：“小学英语的教学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做做游戏，唱唱跳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把这些形式当成了主要的教学内容，以致课堂图热闹，轻实效。要建构有意义的任务型教学，真实具体可操作，任务不宜过多过重，要符合学生的能力，保持学生兴趣的同时，基础知识的掌握也非常重要。小学生的语音语调特别值得重视，要多听录音，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很强，如果老师的语音语调不对，学生跟着学，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发音。语法和拼写也一样，常犯的语法、拼写错误应该指出。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不能让学生把错误的用法延续下去。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必须堂堂清，下课前几分钟检查学生知识的接受程度，根据情况调整下节课的授课计划。”李琳务实的教学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基于她的教学实践。她说她刚开始教英语时也不完全懂得什么是有效教学，上课设计游戏只顾着学生的参与和课堂气氛，却没有关注到学生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后来校长听了她一堂推门课，对她说：“教学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不要弄虚的。学生一定要在你的课堂学到知识。”据李琳说，这堂课后她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教学，把课堂关注点从课堂氛围慢慢转向有效务实的教学，关注学生的学习，关注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李琳把自己教与学英语的经历融入到教学中，形成自己的教学知识。这种知识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可以被叫做隐性的个人知识。它是教师个人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中通过自己的体验、沉思、感悟和领会并总结出来的有别于“公共知识”的实效性知识，是教师个人在自我实践基础上的，自我建构的知识。

　　2.3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李琳认为她最满意的是她与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她说：“对学生的关爱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走近学生，充分了解学生的喜与悲，尊重学生，无论是学习成绩差还是调皮捣蛋的学生，都宽容对待，尽力发掘他们的优点与特长，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这份关爱，学生自然与你亲近，对你的课堂也自然认真对待了。

　　2.4 同伴互助，反思学习助成长。对有着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李琳来说，其自身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是与她的教学经历紧密相连的。李琳认为她的成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同伴互助；二是自己反思学习。有学者认为，教师彼此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资源及因素。只要有培训、观摩、讲座等等活动，能腾出时间来，李琳一定前去听课。并且和同事多交流，从中找到可以学习的地方，恰当地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中。

个人传记范例篇5

　　关键词：传记片创作；心理性；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J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6-0118-02

　　传记片是电影类型片的一种，是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事绩为题材而创作的一类影片。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曾接手一部人物传记纪录片创作，传主徐舜寿是中国航空设计事业奠基人，曾主持设计了新中国第一架自己的飞机，并且在60年代就开始为中国自行设计大型客机做着各种准备。1968年徐舜寿在中去世，年仅51岁。

　　笔者拿到的材料是一部关于徐舜寿的传记――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从出生到去世的人生历程。面对一个人物长长的一生，创作者应该如何下手呢？

　　一、中外传记片在心理呈现上的差异

　　虽然是纪录片，但是创作规律是相通的，当然不可能按照传主的人生经历，从出生讲到去世。不管纪录片还是故事片，传记片首先应该对传主的人生进行解构，将人物的真实人生整体拆散，从中选取适合主题的素材，然后再按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

　　那么，在传主漫长的一生中，该如何选择素材？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传记片本身的审美问题。传记片的本体特性是什么？传记片追求的是什么？

　　通过对中外传记影片的对比，例如《飞行家》《莫扎特》《巴顿将军》《梅兰芳》《林则徐》《孔繁森》等，可以发现，我国的传记影片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上与好莱坞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国内人物传记片多是命题作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传主多为干部、科学家、劳动模范，影片的创作目的往往是通过展现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起到宣传、教化的作用。这样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影片的创作重点在叙事，一般来说是将人物放在历史背景下，展现杰出人物的生命轨迹和突出业绩，进而确立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即使一些并无宣传目的的传记片，也往往只是将创作重点放在如何结构故事、设置悬念、营造历史感等方面。

　　好莱坞的传记片是类型片的一种，传主的选择看重的往往是人物本身人生经历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在叙事的同时，好莱坞传记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心理呈现，叙事并不是第一位的，叙事是为心理呈现而存在的。

　　二、心理性是传记片的灵魂

　　传记片，顾名思义就是人物传记，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人物塑造，跟其他类型片相比，传记片更加应该甚至必须全力以赴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种真实并非指历史的真实，而是所传达给观众的感受，是一种艺术真实，这种真实应该是立体的，全面的。要塑造这种层面的真实的人物形象，打动观众，心理呈现是必然的途径。

　　所以，心理性是传记片这一类型自带的特性，是传记片的内在要求，是区别其他类型片的特质。因为我们拍摄一部传记片，并不是为了去记录一个人的生平，而是希望构建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个体的精神世界。“心理性的体现与否，体现的程度以及水平，对于传记电影能否成功有重要影响” [1]。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立体、复合地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应具有各个层面的特质”。传记片应该以丰富的人物塑造手段，表现人物不同层面的心理状态，以及这些心理侧面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人物才能立体而丰满，真实而感人。因此，心理性是传记片的灵魂。

　　心理的发展又是一个完整的具有时间性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勾连着人物一生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件。传记片应当尽可能地呈现出人物精神链条的完整性，这也是创作时选择素材的原则，即选择那些与心理发展有关的重要的生命节点和片段。

　　好莱坞传记影片非常注重心理性，“注重传主人格发展的完整性，心理世界的多层面性，尽可能深刻地进入传主的内心，从而达到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的目的”。2004年马丁・西科塞斯导演的影片《飞行者》是亿万富豪霍华德・休斯的传记影片，曾获得第77届奥斯卡5项大奖。影片并没有展开休斯的一生，而是选取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他人生剧烈变化的二十年，影片由片断式的跳跃情节组成，情节更多的是为了烘托这个传奇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而存在，所谓传奇生涯反而排在第二位了。影片全片着力点放在休斯执著、任性以及为电影和飞机而癫狂的极端个性的刻画上，大量场景呈现了休斯洁癖、强迫症发作、精神出现幻觉等状态。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即休斯与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条线索的目的也是为烘托休斯的个性特征。

　　而国内的传记片常常忽视人物本体，转而关注叙事。在人物个性刻画上，大量篇幅用在人物的超我层面，着力表现人物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而在“自我”“本我”层面基本没有着墨，使得传主的形象局限于单一层面，造成人物形象扁平化、脸谱化的结果。

　　三、围绕心理呈现进行创作

　　由于创作理念上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在创作手法上国内传记片与好莱坞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好莱]传记影片目的是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刻画复杂的心理图景，所以电影画面往往具有“心理呈现性”。例如影片《飞行家》中反复出现的童年的休斯洗澡的场景，就是对他未来性格形成的心理暗示，还有反复出现的洗手的场景，都属于心理呈现场景。尤其当休斯的航空公司面临联邦法案的制裁和被兼并，休斯连续几个月将自己封闭在房间中一段，影片用了十几分钟的长度，采用了风格化的光影处理手段，风格化的构图手段，呈现出了休斯疯狂错乱的内心世界，那种让人感同身受的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

　　而我们很多的传记片绝少有这样的场景，画面的功能基本上是叙事，缺少超越叙事的、具有心理冲击力的场景，所以很难呈现传主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也就无法很好地塑造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

　　当然这并不全是创作者的问题，而且有可能根本不是创作者的问题，这与我们电影制作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拍摄传记片大多不是商业目的，而是为了宣传、教化。当然也有不少传记片在自觉追求类型化的表达方式。导演丁荫楠在拍摄《孙中山》时曾谈到：“必须走向人物心理”、“以一个全新的人物心理片的姿态走上世界影坛”、“结构成以艺术的造型与声音为表现形式的一部哲理性的心理情绪片”[2]，“正是因为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孙中山》并没有试图展现孙中山的一生，而是聚焦于他在颠沛流离中屡败屡战、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3]。

　　在阅读和采访之后，笔者决定只选取徐舜寿最后十年，即从1956年到1966年之间片断式的人生经历作为影片的素材，在这十年中，他一方面不断地为自己的梦想，设计中国自己的飞机，努力着，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个性，又不断地遭受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直至中离世。

　　徐舜坌愿裰幸恢庇凶乓恢趾⒆影愕恼娉希没有城府，生长于浙江南浔的他有着江浙人特有的聪慧、认真的秉性，徐舜寿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式的学霸，连续跳级，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27岁赴美国学习航空技术，39岁成为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同时由于他非常之聪明，因而也具有自信、张扬、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性格导致他在政治运动中屡次遭受沉重打击。徐舜寿相当于生活在一个并不适合他的时代，所以他的人生悲剧色彩非常浓，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囿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一冲突在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曾反复反思自己错在哪里，一心希望实现自己的中国航空梦。但是历史浩荡，个体的生命在历史洪流中根本无力跳出来去客观地认识一切，这让他时而清醒时而迷茫。在徐舜寿与妻子的通信以及期间所写下的反思材料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抓住徐舜寿这一精神世界的强烈冲突去选取事件，结构影片，一定会塑造出一个立体丰满、真实动人的形象。

　　但是，正如前面所讲，中国的传记片往往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除了后人、家人，更多的是来自于其他方面。比如56年到66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在宣传层面的敏感性，另外投资方虽然认为选择具有心理呈现性的素材对塑造人物会有帮助，但是毕竟出品方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记的目的是为了行业方面的宣传，希望通过这个人物的事迹树立行业标杆，展现行业发展历程，因而历史性的事件才是叙事重点。

　　所以，有时传记片的创作需要在艺术和宣传之间做出平衡。最终的权衡结果是采用多线索叙事，三条线索并行：一条是现实线索，徐舜寿夫人宋蜀碧为写回忆录而整理两人以往通信的过程，这条线索主要是呈现了徐舜寿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挣扎，可以清晰地从信中感受到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剧情上围绕信件中提到的事件展开叙事；第二条线索是历史线索，即宋蜀碧所写的回忆录的内容，以宋蜀碧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回忆了两人从认识到结婚生子以及后来的家庭生活的片段，这条线索呈现了徐舜寿的情感世界；第三条线索也是历史的，客观记录了徐舜寿从担任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开始到最后去世的十年，这一线索的立场是国家的、行业的，呈现了新中国自主飞机设计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这样几条线索的选择与平衡既达到了出品方宣传的目的，又兼顾艺术化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要求。

　　四、结 语

　　人物精神世界的处理是传记片创作的根本，不同侧面人格的展现、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传记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决定了一部传记片的成功与否。可以看到，在当下的创作环境里，无论是市场的倒逼还是创作者的自觉追求，传记片创作正越来越多地向具有心理性的类型化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 曲德煊。从美学本体看中国传记电影的局限性[J]。美与时代（下半月），2009（1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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