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概念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1

　　1 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与思维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具有音乐学和民族学双重性质的交叉性质学科，当下是音乐学诸学科中最活跃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显学”，它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那么其独特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学科的观念――一种把音乐事象置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它带来学术领域方法学上的突变：在思维领域，从单向思维转换为多向思维；在哲学领域，从一元论拓展为多元论；在文化领域，过去单一层面的主流文化（所谓发达文明社会或宫廷、官方的文化）逐步与其他层面如亚文化、边缘文化、大众文化、弱势文化等共同组成当代多样化的文化景观；在生态领域，纯粹的自然地理生态学，结合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各种环境因素构成人类生存的深层生态学理论。”[1]歌唱一直以来都看作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但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它由人来参与，由人来享受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生存、生活、经济、政治、文化思潮等必然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人类钟爱的歌唱。声音概念在歌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妨用民族音乐学中“文化中的音乐”的观念来审视歌唱声音概念，即把歌唱声音概念置入人类生活的文化生态中来研究。所谓“概念”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的反映。概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而是同类事物的本质。[2]歌唱的声音概念就是具有共同心理素质、文化惯例和价值取向的群体或阶层对音色、音高、共鸣、润腔、时值、力度、音乐处理等方面进行选择、总结而达成的审美共识。这种歌唱的审美共识将指导整个歌唱活动，影响到该群体的音乐生活各个层面。具体讲就是，歌唱的审美共识支配歌唱行为，歌唱行为的发声随即产生歌声，而歌唱的审美共识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因素变化影响下发生蜕变、重构。因此，从宏观上看，处于不同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中的歌唱艺术风格迥异，千姿百态。

　　2 歌唱的声音概念的地域性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过：‘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在地域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地域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很重要因素。’”[3]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多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个空间范围不同地形、地貌、天象、气候所构成的地理环境对世界上面貌各异的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稳定性而直接的作用。”[4]我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梁峁起伏的黄土沟洼、尘沙飞扬的沙漠荒滩便是人们居住的地方，那里土地瘠薄、少雨多旱、物质匮乏、度日艰难。为了发泄生活中的苦闷与无奈，粗犷、高亢、苍劲、豪放风格成了他们歌唱必然选择。我国江南地区则与之相反，青山绿水、湖泊纵横、风光秀丽、温湿多雨、气候宜人，一句“小桥流水人家”成了南方人民生活环境的经典概括，于是细腻、婉转便与江南民歌天然地连在了一起。总之，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便构筑了与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民俗、风情，具有相似性的、地域性的歌唱思维（歌唱的声音概念）自然也孕育其中，故中国大地上才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民歌风格近似色彩区。

　　3 歌唱的声音概念的变异性

　　文化相对主义创始人波阿斯《民族学家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它部分取决于自身内部的变化、部分取决于外来的影响。美国族体心理学派把一个种族在另一种族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称为‘文化适应’。”[5]同样，歌唱声音概念的变异也是由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的共同结果。从历时性（纵向）上看，在我国农耕文明的古代，由于孤立和隔绝，无论是戏曲、说唱还是民歌，都是在中国传统乐演唱艺术的模式中自我发展。声音概念变异的动力源于内部相互影响与交流。

　　进入近代，清政府国力的衰微使人们逐渐觉醒，西学东渐盛行。学校教育把学堂乐歌作为新式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西洋唱法的声音概念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和中国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以后在中国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50、60年代，我国出现了在中国雅文化圈（精英阶层）内部传统审美观念和西洋审美观念的一次对决――“土洋之争”，即两种社会文化背景产生的中、西歌唱的声音概念的一次交锋。在“洋为中用”的艺术方针的指导下，民族声乐在土洋之争的缝隙中诞生，并初步发展。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推行的“左倾”政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文化艺术尚未能多元发展。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深，西方文明给国人带来了更多惊叹和仰慕。在艺术上则更多表现为崇洋情结，美声唱法成了科学与规范代表，中国传统声乐艺术（戏曲、说唱、民歌）是落后的、陈旧的等等。可以说，用美声的审美标准衡量、判断、评价、改造、拔高传统声乐唱法一时成为“时尚”。

　　近年，得到广大人民认可和欢迎的、一度奉为“最科学”的学院派民族唱法同样遭到了专家学者的质疑。以田青先生为代表的音乐学家把当下个性歌手的沉寂与“罐头歌手”的批量生产归结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审美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王昆的时代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个性化、地域化，与民间有着深厚的联系。现在的歌手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音乐学院的产品。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生产歌手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6]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人们崇尚自然与和谐文化观，提倡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中国民族唱法指责为“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深层次原因。当下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寻根情结逐渐增强，传统文化弥足珍贵、倍受关注。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此起彼伏，各国传统民歌、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犹如珍宝，与之相关的各类比赛展演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从国内举办的各种原生民歌比赛展演中即可窥见一斑。

　　民歌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是人们生活一部分，甚至是人类繁衍的手段；在“左倾”的年代里是被视为封建残余，是人们讨伐的对象；在当下成了人们的精神大餐，变成了“香饽饽”，甚至认为越原始越好，越“土”越“纯”。国人对民歌态度变化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以上种种说明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审美观念、声音概念具有变异性的特征。

　　4 歌唱的声音概念的多元性

　　有什么样的声音概念（审美共识）就有与之对应的声乐艺术形式。从共时性上看，任何一个时期的声音概念都是多元并置、复杂交织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一切文化道德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各民族的文化珍品是不能进行比较的，生存于不同自然、人文环境的文化艺术不分高低、优劣。美声（Bel canto）起源于17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形成了意大利声乐学派，其后又派生出德奥、俄罗斯声乐学派，但是无不以发声自然、声音连贯、高低声区统一为正确的声音概念。通俗唱法起源于美国黑人的蓝调音乐，形成与电声化高度发展的工业时代，有着独特的审美标准。例如，“气声”、“沙哑声”、“白声”、“刺耳声”、“挤卡声”和“颤抖声”等这些被美声唱法坚决摈弃的声音却被恰恰蕴藏这通俗唱法的独特韵味。虽然传到各国风格有所变化，但是上述声音特点及通俗化、口语化的基本特点是相同的。我国说唱、戏曲、原生民歌等传统唱法亦有各自迥然不同的风味。而学院派民族唱法是在传统唱法（语言、韵腔）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技术部分发展起来的，它是东、西方两种不同传统碰撞融合的结果。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早就提出了大、小传统的理论，“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可以这样说，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靠文字、教育，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而小传统则是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的。”[7]目前我国声乐界也可借用“大、小传统”理论进行分析：美声唱法（Bel canto）生存于我国社会的上层，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是靠教育来维系的，是主流文化即大传统。通俗唱法（音乐）则尤受大众喜爱，是大众文化即小传统。传统唱法（民歌、戏曲、曲艺）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小传统。民族声乐虽然也靠教育来维系的，很多曲目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喜爱，并广为传唱，具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双重属性。大、小传统之间是对立的，但对立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上述几种不同的唱法有各自的生存、流行的群体和阶层，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不同审美主体的客观需求和不同阶层音乐审美的文化差异，反映了我国声乐艺术多元化格局，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它们彼此对立、相互依存，共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繁荣了声乐文化艺术。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2

　　经过资料排比，著者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气”与天文学已经结合；到唐代李淳风时期，“气”与天文学密合无间，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气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曾振宇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气”范畴的研究，在以前的专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学对于境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著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相当于明朝时期的朝鲜著名学者徐敬德的思想，发现徐敬德是张载的忠实信徒，他将中国古代气学和朝鲜气学融合起来，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例证。著者在比较与发展的视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气学的特质，将视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畴，“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87页)。著者以考古资料作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尔雅》对于“孝”的本义作出解释，继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对“孝”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作出探求，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却没有回答“孝说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说明“孝”内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经》只是对于儒家的孝论作出初步论证；最终完成“孝”这一哲学论证的还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则将古代中国孝论进一步深化。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西方的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反观中国儒家的“孝”这一核心伦理。著者发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认为，诸多发难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主要是没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区别；此外许多论者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孔子与儒家的内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对于“孝”的内涵及演变过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现出著者的学术敏感性。至于“法”与“德”孰重孰轻，儒家和法家观点不同。

　　中国哲学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论说。儒家主张先德后刑，首先实行教化，然后以法规制约，主张将“仁”作为“法”的内在精神。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时对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过了亲情和伦理。汉初黄老学说占主要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响了汉代法律制度。著者经过资料排比发现，许多深刻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实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汉代儒家思想；而两汉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论的影响；至于《唐律》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儒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它总结了历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成为有效调节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编纂法律与诠释法律的规范。著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清代结束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学术研究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学者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史领域的“语言学”概念方面。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眼界大开，对西方哲学投入了很大热情，很多学者喜欢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学说。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研究者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著者发现有些学者对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文本或某一具体人物；也有学者对某些概念作纵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学概念内在的逻辑性线索没有梳理出来。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中，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在甲骨文已出现，但是“气”在什么时候由一个普通的词汇上升为哲学概念，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气”学为什么会与阴阳五行学说“牵手”，研究者重视不足；而“气”的范畴有几层内涵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论证；对于为什么说张载的“气”学达到了中国气学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气”学论说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论证。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才能梳理出“气”这一哲学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发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线索；才能勾勒出“气”学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的脉络。著者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针对研究现状，著者对一百多年来学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论与治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其目的是力求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据已有学术研究基础，将主干概念的起源、特点与演变轨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与研究。他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语源学考察，然后阐微发隐，以每一时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为线索，梳理每一个概念的内在逻辑性演变轨迹，进而与西方哲学范畴进行比较，阐发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的独创性人文品格。在每一个概念的研究上，以历代思想家的文本为基本线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逻辑演变。在纵向梳理的同时，又兼顾横向比较，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强调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与哲学齐头并进，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个概念的研究内容能够互相说明与印证。著者在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史每一个主干概念的内在逻辑性发展线索的同时，又将观念史与精神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综合分析，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创新。著者撰写《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深感中国学者多用西方哲学原理和概念体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著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中，逻辑世界、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体之内的，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命题来表述，就叫“道不离器”、“气兼有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自己的哲学概念，故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统，有其自身独创性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内蕴。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文化形态当中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他希望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让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从《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的内容来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3

　　[关键词] 流媒体； 移动学习； 移动流媒体； 资源转换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浩君（1977―），男，浙江上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移动学习、普适计算等研究。E-mail：。

　　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和多媒体资源传播的日益频繁，迫切需要解决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实时高效传输问题；而流媒体能把连续的影音信息经压缩处理后存放到网络服务器上，以流式传输技术在网络上传输多媒体资源，让浏览者不需要等到下载完成， 就可边下载边观赏，为互联网多媒体资源快速实时传递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已被广泛应用于网络视频点播、行业培训、远程教育、视频会议以及远程医疗等领域。[1]流媒体学习资源是指以学习为目的的流媒体资源，具有传统视频资源画面生动形象、内容直观易懂以及播放动态流畅等特点，弥补了其他学习资源教学情感缺乏等不足。根据流媒体学习资源播放设备的差异，可将流媒体学习资源分为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和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前者是指运行在传统互联网终端设备（如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等）上的流媒体学习资源，提供传统网络学习环境下的视频学习资源，而后者是指运行在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的流媒体学习资源，提供移动学习环境下的视频学习资源。[2][3]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各级各类优秀课程、精品课程以及视频公开课程等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较短时间内建设了大量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课程门数累计达到6000余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优质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而移动流媒体资源目前绝大部分都是由资源建设者自主开发，由于移动终端的多样性以及移动学习环境的复杂性，阻碍了移动流媒体资源顺利开发，造成了目前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快速发展的移动学习需求。针对目前传统流媒体资源丰富性和移动流媒体资源匮乏性的矛盾，本文首先分析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可行性，引入概念图理论，提出了从传统流媒体资源到移动流媒体资源转换理论，然后构建了基于该转换理论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阐述了该系统架构和系统功能等内容的设计思想，最后结合《现代礼仪》精品课程流媒体资源转换案例详细描述了该资源转换系统实现的关键步骤，验证了本研究工作的可行性。

　　二、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

　　媒体资源转换可行性分析

　　学习资源是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的重要保障，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作为移动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通过视频方式呈现学习内容，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容易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但移动学习终端存在屏幕尺寸小、数据处理能力弱、支持格式有限等局限，使得移动流媒体与传统流媒体在资源呈现方式、知识组织方式、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关键就是能否对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上述四个方面的改进和处理，使得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更好地适应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活动。

　　（一）资源呈现方式转换可行性分析

　　目前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主要以Web学习网站形式存在，如学习社区、专题网站、Wiki、博客等，其中包含了大量流媒体资源。而移动学习资源则主要以WAP学习网站形式存在，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移动学习系统、新东方的“移动英语”学习网站等。目前移动学习相关研究正尝试从移动终端自适应机制出发，将现有的Web资源转换成WAP资源，以适应在移动终端上内容的自适应显示。如欧洲的MOBILearn项目将400门E-learning课程迁移为mLearning资源。此外多媒体转换技术也可以较方便地实现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格式和分辨率的转换，以适应移动设备的播放要求。

　　（二）知识组织形式转换可行性分析

　　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是以“课程―章―节”三级目录来组织知识内容，对于具体某节资源也涵盖了多个知识点内容。而移动学习资源颗粒度较小，一般以单个知识点作为基本知识组织单元，并按照“类别―主题―知识点”三级目录来组织和维护移动学习资源。因此，通过绘制能反映该学习资源的知识点分布图，然后按照该分布图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分割，并重新组织成以知识点为基本单位的移动学习资源，而对于流媒体资源可以通过FFMpeg等工具对流媒体资源进行分割操作。概念图是一种知识表征工具，它能够反映学习资源的知识结构，并以此为依据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转换成移动学习资源，实现知识组织形式片段化转换目标。

　　（三）学习时间转换可行性分析

　　除了知识组织形式的不同，移动学习资源的学习时间也是影响资源颗粒度的重要因素。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学习时间设置一般与传统课堂时间保持一致，维持在45分钟左右，而移动学习环境下移动学习资源的内容量需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斯坦福大学学习实验室将人注意力维持时间10分钟作为移动学习时间的上限，得到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认可。因此，将传统数字化学习资源切割成多个基于知识点的移动学习资源后，仍然要对知识内容过长（超过10分钟）的资源，按照10分钟的时间维度，进行再次分割操作，最后形成符合移动学习特点的片段式移动学习资源。

　　（四）学习内容转换可行性分析

　　数字化学习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硬件、软件、教学与组织技术等，积累了大量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各个行业的教育培训过程中。而移动学习实践活动是一种非正式学习活动，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简单实用的内容，如生活百科、商务英语等；二是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如考证考试、充电拓展类等内容，[4]而这些学习内容目前均有大量的传统流媒体资源可供选择，这为移动流媒体资源转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保障，有助于提高移动学习流媒体资源的建设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虽然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利用概念图绘制工具对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知识点图系绘制，并以此为依据按照移动流媒体资源的特点进行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可生成符合移动学习环境下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极大地提高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建设效率，丰富移动学习资源内容。

　　三、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流媒体技术已经在互联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性能的提高，也为流媒体技术在移动终端的应用创造了可能。概念图（Concept Map）是指利用图式的方法来表达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等，把人脑中的隐形知识显性化、可视化，便于人们思考、表达和交流；一般由节点、连线和有关文字标注等内容组成，节点上的概念表示学习对象，而连接线上写上两个学习对象之间的关系。鉴于概念图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诸多优点，已有学者将概念图相关理论应用于移动学习领域。[5][6]

　　本文根据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差异性，结合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特点，[7]引入概念图理论，提出了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该理论总体思想如图1所示，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主要包括资源筛选、概念图绘制、资源生成、资源重组等四个部分，其中资源筛选主要负责选择合适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概念图绘制是移动流媒体资源建设人员在理解原有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内容的基础上，以概念图的形式来表现资源的知识结构，并为移动流媒体资源生成做好准备；资源生成是整个理论的核心，负责针对特定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资源转换工作；资源重组主要负责对已生成的移动流媒体资源进行管理和维护，使新生成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移动学习实践活动。上述四个操作环节中，前一个环节是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后一个环节是前一个环节的后续与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

　　图1 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流程图

　　（一）内容筛选

　　移动学习并不是适合承载所有学习内容的学习方式，部分合适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可以被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用来支持移动学习活动，因此，选择合适的传统流媒体资源是流媒体资源转换成功的前提与基础。坚持内容适合性原则与资源简单性原则相结合的资源筛选标准，选择面向终身学习的较为实用、简单、不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非正式流媒体学习内容，如语言短训、职业技能、轻松百科、生活保健、家庭理财、文化涵养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学校教育中逻辑复杂度低的学习内容，如英语、语文等学习单元相对零碎、知识耦合性相对较低的课程资源也适合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二）概念图绘制

　　本文将采用概念图作为知识组织分析工具，分析所选定的传统流媒体资源中所包含的知识结构以及所蕴含的具体知识点，以此作为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重要依据。首先确定当前被转换的流媒体学习资源的中心主题；然后深入分析该资源内容，罗列相关概念；再次分析所罗列相关概念之间的层次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内容，中心主题置于概念图的最上层；最后反复修改与优化，绘制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相对应的概念图。

　　（三）资源生成

　　资源生成是真正实现从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的关键步骤。资源生成主要任务是将颗粒度较大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成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本文将通过呈现方式、学习时间、资源组织等三个角度来设计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生成机制。从资源呈现方式的角度分析，资源生成需要进行的操作有分辨率与资源格式转换，需要将高分辨率的、不同格式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成分辨率较低、适合移动终端流媒体格式的学习资源。从资源学习时间的角度分析，移动学习可以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因此学习过程需要适应复杂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干扰而被分割成多个零碎的学习片段，形成片段式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从资源组织的角度分析，移动流媒体资源一般以知识点作为基本的知识组织单元，并且按照“学科―主题―知识点”三级结构进行组织和管理。

　　（四）资源重组

　　资源重组是对已经转化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进行进一步处理，使其能够更方便地为移动学习者所使用，提高学习效率。移动流媒体资源重组包括：概念图映射、资源序列化、添加资源描述信息等步骤。概念图映射是指将已经生成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与绘制的概念图中相对应的知识点产生一一映射关系，便于资源管理人员利用概念图来管理相应的资源；资源序列化用以明确知识点及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学习前驱后继关系，引导学习者按照正确的学习路径进行学习；为了尽量提供更多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背景信息，本转换理论最后步骤就是对已经完成转换的移动流媒体资源添加资源描述信息，使学习者能对资源的情境信息、知识目标以及相关视频内容的文字描述等方面有更明确的认识。

　　四、系统设计分析

　　（一）系统架构设计

　　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路，分成表示层、网络层、业务逻辑层、存储层等四层，层次结构清晰，软件耦合度低，便于管理和维护。系统架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架构示意图

　　（1）表示层。该层为不同用户提供了相应的操作界面。资源建设人员通过PC终端，利用有线网络或WIFI接入，进行资源生成与重组等资源转换操作。学习者也可通过手机、PDA等移动终端，利用GPRS、3G或WIFI无线网络，浏览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2）网络层。该层是为各类设备接入本系统提供网络支持，接入的方式可以通过GPRS、3G、WIFI等无线网络进行数据通信，也可以通过有线网络进行数据通信。

　　（3）业务逻辑层。该层用来封装系统的具体业务逻辑服务，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涉及资源上传模块、资源生成模块、资源重组模块等。

　　（4）存储层。该层负责为系统具体应用提供数据来源，并存储系统交互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包括传统流媒体资源库、移动学习资源信息库（概念图、资源序列、资源描述信息等）、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库、资源管理规则库（内容筛选原则、概念图绘制原则、资源生成原则等）。

　　（二）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上面提出的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理论，本文设计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功能，该系统功能包括资源上传、资源转换以及资源重组等三大功能，具体系统功能设计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功能结构图

　　资源筛选：资源建设人员从以终身学习为视角、实用取向的非正式学习内容中，或者从与学校教学中逻辑简单、内容单元零碎的学习内容相关的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中选择合适的流媒体转换资源。

　　资源上传：资源建设人员判断该资源系列内容可以上传，有助于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活动的开展，通过系统的资源上传模块将该系列资源上传到系统传统流媒体资源库。

　　资源列表：资源建设人员可以查询系统中已经上传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资源列表包括最新上传资源列表、未处理资源列表和资源系列列表。

　　概念图绘制：资源建设人员通过选择未处理资源列表中的一项内容，并通过流媒体播放工具播放该资源的视频内容，根据视频内容和概念图绘制规则，绘制该视频的概念图。

　　资源转换：资源建设人员确认绘制的概念图合理、有效，并通过概念图和10分钟两个维度对原有资源进行资源转化操作，操作后将得到多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

　　概念图映射：通过资源生成操作，将得到的多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和概念图中相应概念建立映射管理，方便资源建设人员管理新资源以及制作学习者的资源导航。

　　资源序列化：单纯依靠概念图导航，无法判别同一级中所列资源的前驱后继关系，因此，资源序列化的目的就是设置学习资源的前驱后继关系。

　　信息添加：为新生成得到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添加情境信息、知识目标、知识重难点以及必要的字幕信息，方便学习者利用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开展移动学习。

　　五、系统功能实现

　　本文实现了基于Web的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各项功能，该系统采用Windows Server 2003作为系统服务器，Apache Tomcat 6.0作为Web和WAP服务器；使用Java技术来开发Web应用程序，系统后台采用MySQL数据库，并使用MySQL Workbench可视化数据库设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库建模和管理。系统集成化开发工具使用了MyEclipse 8.5，网页开发工具采用Dreamweaver8和Photoshop CS3，本系统实现案例使用了湖南大学袁涤非教授的《现代礼仪》精品课程资源，该课程内容逻辑相对简单，所需课程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度相对较低，而且课程内容与学习者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学习者对该类课程有较高的学习兴趣。

　　概念图维度和时间维度是本系统实现资源转换的两个重要维度。资源建设人员首先要填写概念名称、选择父节点、子节点与父节点关系、是否是终端节点等信息；如果某个节点是终端节点，那么该节点可以成为知识点，包含相应的资源内容，因此需要为该节点设置其所包含内容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本系统利用Flex和ActionScript设计可视化的概念图绘制工具，从节点绘制、节点布局、连接线绘制等三个角度完成概念图的绘制工作，概念图绘制界面效果如图4所示。

　　图4 概念图绘制界面

　　根据已绘制完成的概念图，资源建设人员可以得到由概念节点对象构成的知识点对象数组，按照预先设定的10分钟片段时间对节点数组信息进行修改，并以此为标准，对FLV资源进行分段处理和转换。根据图4所示的概念图，该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就被转换为定义与内涵、礼仪产生、礼仪形成、礼仪变革、礼仪原则、礼仪特征以及礼仪作用等7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同时系统会自动完成资源与概念图之间的映射，然后自动跳转到资源序列化界面，系统会按照概念节点生成顺序作为资源序列化的默认顺序，资源建设人员可以通过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进行调整，系统也会根据每次的调整请求，动态调整移动流媒体资源学习的先后顺序，其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移动流媒体资源序列化操作界面图

　　为了增强单个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可学习性，优化和完善转换后得到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添加必要的学习资源描述信息，提高学习者对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最后形成的移动流媒体资源学习效果图如图6所示。

　　图6 移动流媒体资源学习效果图

　　六、总结与展望

　　学习资源是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匮乏性和传统流媒体学习资源丰富性的现状，以快速、高效建设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为目标，提出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思想，详细阐述了基于概念图的流媒体资源转换理论，设计并实现了从传统流媒体到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转换系统，为移动学习资源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本文研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流媒体资源类型的转换的，对于移动学习的片段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制作、移动流媒体资源的协作构建机制以及转换后移动流媒体学习资源的学习效果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戈，廖建新，朱晓民，樊秀梅。流媒体分发系统关键技术综述[J]。电子学报，2009，37（1） ：137～145.

　　[2] 杨金花，宋宝瑜。移动流媒体在远程教育中的关键性技术及应用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0，（6）：104～107.

　　[3] 吴天生。移动流媒体技术及其教育应用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07，（8）：109～112.

　　[4] 顾小清，查冲平，李舒愫，顾凤佳。微型移动学习资源的分类研究：终身学习的实用角度[J]。中国电化教育，2009，（7）：41～46.

　　[5] Gwo-Jen Hwang，Po-Han Wu，Hui-Ru Ke。An Interactive Concept Map Approach to Supporting Mobile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Natural Science Courses[J]。Computers & Education，2011，57（4）：2272～2280.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4

　　【关键词】军德；传统文化；概念重构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得之为物，惟恍惟惚。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有伟大的品德，能包容世间万物，并能与自然法则相合。《尚书》中也说“有容乃大”，认为有容量的才能称为“大”，所以，大地、大山、大川、大海等都带个“大”字，表明它们有无比优厚的兼容品质。作为一名部队上的军事人才，若具有道德情操修养的容量品质，即所谓的“军德”，才叫“大军人”，即一个大度、大气、大容量的军人。然而，当前中国部队各种乱象的频发，尤其是“徐才厚”案的出现，恰好揭示出，在我们部队的德育中理论立意与实践效果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偏离。因此，我们要把握住“军德”内涵，分析部队内军德存在的问题，从而在现实动态下完善军德的建构。

　　一、军德内涵

　　德是万物皆可亲可近的媒介。中国人民，有伟大的军德，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一个部队只有军德才是最无私、最值得信赖也最不具备欺骗性的，这种所谓的军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载性和包容性，显示出的情感就越具有传递性、亲和力和凝聚力。真正之“军德”，则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阀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在部队里，就得需要像上述那样的“军德”。正所谓成大事者：进，固然需要努力；退，更需要智慧用心。慢慢军旅路，有时候需要单就绝对的前进而言，容易。但退，却不像世俗所见尽然。在军队人生中趋之若鹜争抢前方金苹果的时候，旁若无人地从容而退，退出一种昭然，退出一种军人风度。勿回首，勿瞻前顾后，勿优柔寡断，只向着部队正确的指导方向，义务反顾，举重若轻。此为军德。

　　二、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军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始终以其独特的风采和巨大的魅力文明遐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在现代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当前，部队思想观念进步与军德行为失范并存，突出问题是对社会主义部队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下的军德持怀疑态度，荣辱观错位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些军人不以荣为荣、不以耻为耻，政治觉悟越来越低，我为人人越来越淡薄，人人为我越来越浓厚等。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中国传统文化武装官兵，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军德，正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军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军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曲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不居其华。

　　当代军人作为部队德育的主体，传统文化下的军德教育对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专家学者把当代军人的德育影响作为切入口，来改变现在部队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状况。作为一名军人，理应努力做到德才兼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为社会和国家服务。

　　三、重构传统文化下有军德的当代军人应该符合的标准

　　（一）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若水”，它能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当代军人就应该具备这种“上善若水”的处世哲学，秉持这种处世哲学的军人总把自己看成跟大众一样，不逞能、不占先，心境平和宽容。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也。”谦让应成为当代军人做人的原则，事事能设身处地为其他战友着想，处处能发扬风格先战友后自己；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二）有军德之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在部队中，会碰到不少的委屈，但是传统文化下的军德认为，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委屈求全，能屈能伸识时务的军人，在当今的部队中，总能求得最大的生存空间。漫漫军旅路，有时候退一步、等一等，不过是歇歇脚，为走得更远作准备，低一低头，更是为了让昂扬成擎天柱。一次退为进的等待能让我们的军人从“山穷水尽疑无路”转眼便走人“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一名军人，应具备暂避锋芒的军魂，只退不进，是懦夫，只进不退，是莽夫。进退得当，才能从容面对部队生活的各种成败，潇洒成就军旅人生。

　　（三）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事不急躁，进退缓急，宁忙中求稳，不急中出错

　　俗话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自见、自我、自矜的后果都是不好的，不足取的，尤其是在部队中。当代军人做事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在部队才能有所成就。每一位军人在部队这种特殊环境中都难免会有一些急躁情绪，但有些军人之所以能拥有更完美的部队人生，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控制急躁的情绪，稳扎稳打。因此，一个真正具有军德的军人，做事决不能急躁，要知道进退缓急，要善于在稳字上下功夫，宁可忙中求稳，不可急中出错。

　　四、培养中国传统文化下当代军人军德的措施

　　（一）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部队中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统领军人个人素质，提高当代军人军德的灵魂。在高素质新型军人的培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是关键，是统领当代军人教育体系的核心或灵魂。军事教育者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军人综合素质中的核心地位，把传统文化教育摆在首位。坚强的传统文化，首要的是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部队道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听党的话，听从党的指挥。做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改变革命的初衷，不丧失必胜的信心。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不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敌人的高技术武器所吓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个人志向抱负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自觉献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追求。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把提高军人军德放在第一位，坚持军德教育作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核心工程。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是搞一次集中教育、听几次辅导报告就能学深悟透、自觉践行的，需要经常教育、反复引导、入脑入心。部队应该充分调动各自的优势资源和教育经验，下大力气开展军事人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部队开展“谋打赢与谋出路”、“无私奉献与利益需求”、“追求时尚与保持本色”、“崇尚荣誉与注重实惠”等讨论活动，在观点碰撞、思想交流中深化军事人才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

　　（二）必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建立有效的军德培训机制

　　当代军人军德培养，既要遵循一般人才成长规律，又要尊重其自身特有规律。其培养过程，必须是体能、技能、德能的全面提高的过程。部队应该时常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人才培训机制。扩大军队院校培训数量，加大部队军德培训力度，搞好交叉训练和换位训练，进一步依托国民教育培育当代军人。

　　（三）必须营造浓厚氛围，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适宜的人才成长环境，就会形成人才链，生成人才团。因此，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努力创造有利于军德培养的良好环境。形成政策扶持的环境，创造优胜劣汰的环境，拓展实践锻炼的环境，从而改善学习生活。

　　总之，在部队，有军德司契，无军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以军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参考文献

　　[1] 陆雷，黄振红。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应坚持“四个结合”[J]。政工学刊，2014，17（3）。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5

　　关键词：文化衍生产品；文化形象设计；产品设计；文化创作；手工艺设计；系统设计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占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70%以上，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大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虽有不少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产品创新带来的附加价值极低；我们挣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血汗钱。产品创新是提高制造业价值的重要手段，它包含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两方面内容；文化创新则是设计创新的核心内容。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中国雄厚的传统文化宝藏，认为后工业时代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如果说前一轮国际竞争是一场以技术创新为主知识产权大战的话，那么现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地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正昭示着另一场以文化创新为主的知识产权大战已拉开序幕。文化创新将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现代工业产品制造业主要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求，那么文化衍生产品制造业主要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精神需求。因此，文化衍生产品开发是我国未来制造业的热点。

　　一、文化衍生产品概念界定

　　文化衍生产品是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产物，是文化产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内容。文化衍生产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要的物化产品形态，是记载人类文明成果的物质形态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媒介，是具有特定文化含量的消费品。从文化衍生产品所具有的精神属性的意义上说，现代文化衍生产品制造业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社会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融合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一）文化衍生产品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衍生产品是服务于文化产业的。换言之，文化衍生产品是对文化的一种表达，是通过对文化的不同特征的解构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物化的文化产品形态。文化是文化衍生产品形成的必要条件，文化衍生产品是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借助现代制造技术才能得以形成的。这里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显现出来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2008年奥运会期间，吉祥物“福娃”将中国文化很好地展现给了世界。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传播。造型方面将鱼、大熊猫、藏羚羊以及燕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运用到形象设计中，以中国独有的方式向世界传递祝福。其次是对中国风俗文化和语言文化的传播。每个娃娃都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贝贝”、“晶晶”、“欢炊”、“迎迎”和“妮妮”。在中国，叠音名字是孩子纯真表达事物的方式。谐音是大家含蓄表示美好愿望的方式。当把五个娃娃的名字连在一起，就能读出“北京欢迎您”的寓意。

　　（二）文化衍生产品与传统手工艺品的关系

　　文化衍生产品是由文化衍生出的主要用以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文化衍生产品源于传统文化（含传统手工艺）但又不同于传统手工艺品。传统手工艺品是传统文化物化的表现。工业社会之前的手工艺品是指当时劳动者为生计，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当今，传统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具与用具渐渐丧失其实用性，变成人们缅怀传统文化的精神消费品。文化衍生产品是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的以机械化批量生产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工艺产品，主要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文化衍生产品与传统手工艺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不管是传统手工艺品还是文化衍生产品都不是纯艺术现象，它们服务于民众，并都代表了其区域或族群文化的风格特色。

　　二、文化衍生产品与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的异同

　　（一）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过程概述

　　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设计又称为产品系统设计。现代工业产品是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产品系统设计是现代工业设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设计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吸纳而成的新的分支。它继承了传统手工艺“设计、制造和使用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将现代工业产品当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加以认识和研究，从全局出发将各组成部分看作是子系统或要素，通过整合，建立起相互之间有机联系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的有机关系。一个完整的产品系统设计由产品概念设计、产品造型设计、产品工艺设计和产品商品化设计四部分组成，是由工业设计师、工程师和市场销售人员协同完成的系统工作（如图1所示）。产品概念设计和产品造型设计是产品形象设计的核心工作，是工业设计师的主要工作，其具体过程一般包括产品调研、设计定位、方案构思、结构设计、标识设计、产品原型（样品）制作、人机分析、材料与工艺分析、产品价值工程分析等。

　　产品概念设计是指从分析用户需求、现有技术、人为因素到形成产品概念的全过程。产品概念设计的首要任务是产品调研，产品调研是收集产品创新元素的过程，是最终确定未来产品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所在的过程，它包括：产品市场调研、消费者调研、技术调研、人机调研、造型规律调研、法律法规调研等。因此，产品调研是产品产品概念形成的重要途径。

　　产品造型设计是工业设计师在遵循实用、经济、美观、舒适安全、绿色、文化认同等美学原则的基础上，按照产品定位的既定目标对产品的形态、结构、色彩、材料等方面进行全面设计的过程。它包括：产品造型方案设计、色彩与标识设计、产品结构设计、产品原型制作、产品人机分析、产品材料与工艺分析、产品价值工程分析等几部分。

　　产品工艺设计是产品批量化生产之前的技术预演，是产品系统工程的关键过程。产品工艺设计由产品结构工程师和制造工艺工程师（包括技师）领衔，依据产品造型设计定案，确定产品零部件逻辑关系，设计专用件制造工艺，组织零部件装配工艺等。期间，工业设计师配合工程人员，负责设计意图的解释和造型设计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产品商品化设计是产品批量化生产之前的市场预演，是产品实现商品化的关键过程。由于社会分工和艺术门类设计学科的发展，工业设计师不再包揽产品商品化设计工作。产品商品化设计主要由艺术设计师负责。他们遵循企业形象规范，依据销售人员的市场信息，对产品包装、广告、服务等精心设计，以平面、立体，数字多媒体等形式向消费者展销商品。

　　（二）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过程概述

　　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同样是一个系统设计过程，一般分为文化形象设计和衍生产品设计两大部分（见图2）。

　　1 文化形象设计

　　文化形象设计是对所要表现文化进行综合归纳，并以图形、符号、形态等可视化的方式展示的过程。文化形象设计分为文化概念设计和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两大部分。其中，文化概念设计是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的基础，是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文化概念设计由文化概念调研和文化概念定位两过程组成。文化概念调研主要包括文化现象调研和消费群体调研两方面内容。文化现象调研是文化概念调研的核心工作，是文化概念定位的重要依据，决定后期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的正确方向。文化现象调研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所体现出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收集和整理，了解其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把握其各种表现特征和运行规律。消费群体调研是对不同层次消费者对所研究文化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特征的调查研究，是后期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市场可行性的科学依据。文化概念定位是在文化概念调研的基础上对所要表现文化的总结和概括，是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的根本出发点。

　　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是文化概念的视觉传达设计。文化形象即文化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意象（文化原形），可以是现实事物的夸张变形（如动物、植物、生活用品等），也可以是人为事物的抽象形态（如神像、圣物、吉祥物等）。面对一种文化，人们心中会有丰富多彩的意象。为此，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造型要素的选择必须符合文化概念定位，表达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化意象。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主要通过夸张、联想、变形、拟人等手法进行设计表现。其中“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中最为重要。在设计创造过程中，拟人化的形态具有了一些人的基本特征，更容易在形态上赋予人的情感，给人以似曾相识亲切感，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同。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应尽可能地简洁。使后期开发设计的文化衍生产品适应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需求。文化形象可视化设计的具体过程如下：

　　（1）充分了解文化原形的特征。对文化历史、表象、内涵等诸方面加以综合归纳，得出原形与该文化概念的最佳契合点。

　　（2）通过夸张、变形、拟人等艺术手法设计出文化形象的基本形态。文化原形应造型简洁、个性突出、色彩鲜艳、动作神态丰富，视觉冲击力强。

　　（3）根据已定的文化原形方案进行衍生形象设计，完善文化形象体系。如：丰富其形象的动作神态，增添不同的性格特征，又或者是将其衍生成为家族形式等。

　　2 衍生产品设计

　　衍生产品设计是把文化可视化形象融入礼品、纪念品、玩具、用品等物品形态的过程，是文化产业商业化的重要途径。衍生产品设计包括产品载体选择和产品造型设计两个重要过程。产品载体选择即衍生产品概念设计过程，是设计师在文化概念定位和形象设计的基础上，选择某一产品作为文化形象载体的过程。对所有备选产品的调研、定位及后期的造型设计过程与现代工业产品系统设计过程相似。

　　（三）文化衍生产品与一般工业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的联系与区别

　　文化衍生产品制造行业作为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设计的一般规律，自然离不开产品系统设计理论的指导。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只是比现代工业产品设计更大的一个系统，即在产品内部系统设计之外还兼顾文化形象设计的系统。

　　文化衍生产品与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设计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保证产品实用功能的前提下，文化衍生产品开发更加注重产品的精神功能开发。创新设计则侧重于产品外观造型的艺术设计；而现代工业产品开发设计则更为注重产品的实用功能开发，体现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良好结合的精神功能，创新设计侧重于产品结构和人机界面的优化设计。另一方面，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系统由文化形象设计和衍生产品设计两个子系统组成；而现代工业产品开发则是对既定的产品系统进行开发设计。

　　三、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的核心工作

　　（一）文化衍生产品对文化概念的合理演绎

　　文化衍生产品是文化概念的物化表现，坚持产品形象对文化形象的正确表述。文化衍生产品设计是系统设计过程。必须保证各个环节运行的内在序列，这是由系统理论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没有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形形的消费群体进行深入调研，就不可能形成较为全面和准确的文化概念。不从文化概念出发，文化形象设计就无法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文化形象就很难被大众所接受。文化衍生产品形态构思不以文化形象为原形，形态转换就无从下手且不知所终。因此，文化产业绝不是单纯的文化艺术现象，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文化衍生产品又是文化概念的再次升华，坚持产品形象对文化形象的必要创新。文化是特定人群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共同规范，引导并约束着新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新人们根据自然与社会的变化，又不断地传承和发展着该文化。因此，文化形象设计结果基本符合文化概念定位的同时，又不能完全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形式。全球化与信息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大家需要彼此交流的平台。文化的认同和交融，使民族化和国际化不再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充分认识本土传统文化的魅力，发挥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冷静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深入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科学地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做好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从文化概念入手，文化衍生产品可以借鉴“国际化”的设计风格和现代文化理念来进行造型设计。意大利设计师阿莱西对文化形象产品——清宫木偶设计，遵循清宫人物的基本形制，概括和简化文化概念，对人物的形状、比例和色彩进行大胆的抽象和变形，最终取得巨大的成果。

　　（二）文化衍生产品材料与工艺的科学选择

　　材料与工艺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文化形象和产品形象设计效果的表现。有些材料和工艺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在文化衍生产品设计时须充分兼顾这些特质。文化衍生产品设计既要兼顾产品对传统材料与工艺文化的传承，又要避免替代材料与工艺带来的文化冲突。旅游景区商铺中，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的纪念品问题往往出在材料与工艺的文化表述。现代文化衍生产品设计中，对材质的恰当表现能够与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心灵呼应的感觉。不同的材料和加工工艺对使用者的视觉和触觉感受是不尽相同的，同时不同的消费者又有着不同的爱好倾向、心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如女性喜欢钻石般晶莹剔透的、男性喜欢青铜般雄浑厚实的材质等。当产品使用对象为儿童时，为保证儿童使用的人身安全，必须充分研究儿童的人体机能；产品材料就应该避免使用坚硬、易碎的材料（如：玻璃、金属等），选用柔韧、无毒、不易滋生细菌的材料（如：布艺、橡胶等）。设计师必须充分了解选材的物理化学、人体感觉、机械加工等特性，将产品造型尺度控制在材料各项性能的有效承受范围内，并合理选择产品结构和表面处理工艺。

　　从设计到市场，还有制造和销售的环节。文化衍生产品在生产运营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是以现代工业生产效率、产品规模、生产组织、品质管理和市场销售为形式的文化产业。材料与工艺决定产品的生产成本，材料与工艺的选择最终影响着产品制造和商品化的可行性。不同的材料对应不同的加工工艺，不同的加工工艺又决定着产品批量化生产形式。既然文化衍生产品主要是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产品，那么面对大众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产品开发设计也必须表现出多样化。为此，柔性生产方式应该是文化衍生产品生产的首选。柔性生产方式是相对刚性生产方式而言的。刚性生产方式是指机械化自动流水线生产方式，它只能满足单一产品的生产。它的物流、信息流基本上是串行的，即必须按经营、管理、设计、制造的流程一步一步地运作。尽管流水线生产效率很高，但整个工厂运作效率并非很高。某个部门工作脱节往往会影响整个生产。柔性生产方式是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基础上，以合理的设备配置和系统优化去适应产品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它的物流、信息流基本上是并行的。它不排挤传统手工艺和机械加工工艺，不迷信电子加工工艺。追求以有限的投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为目的。尽管流水线生产效率不如刚性生产方式那么高，但整个工厂运作效率很高，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很强。如南京云锦材料——金线体现特有的金箔文化、纺织工艺体现特有的云锦手工艺文化，在其文化衍生产品——领带批量生产的过程中上就巧妙地掺入部分云锦手工艺、较好地体现了南京金箔和云锦文化。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6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解读 文化传播 解读态度

　　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解读，以打破传统解读的一元话语地位。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论争，我们发现传统解读范式并不能够被“证伪”，新解读模式也不能获得完全意义上的“证实”，甚至在诸多新解读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在介入一种解读模式之前，有必要反思这些解读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共性，以及它们可能忽略的思想前提。

　　通过反思我们会发现，诸种解读常常专注在学理或逻辑方面的思考，以此来论证某种解读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理或逻辑维度的单方面推进会使我们忽略掉一些外在的因素。我们往往着力于从学理的可信服性或可确证性来完善或批判某一种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而对这一问题之所以提出，之所以成为问题，以及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会解决这些问题，都一再向我们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理问题。关于马克思哲学解读引发的争论，在学理上我们往往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即认为传统解读是错误的，造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僵化和教条化，它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原意，所以我们要提出一种新解读，以此来纠正原来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而对于为什么这种传统解读是错误的，以及是怎样变成错误的，回答往往是，因为马克思哲学应该是新解读所呈现的，而传统解读不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一种学理上的循环。

　　通过对外在因素的切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理问题，而是关涉到人们对它的理解、接受、传播、衍变的外在问题。它关涉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截面化的严谨系统，而是一种话语系统在历史的“经历”、一种学理逻辑在时间上的“流衍”，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审视。

　　一、解读的话语困境

　　我们将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来理解，理解大众文化传播的特点，反过来可以了解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在这个角度上，大众文化传播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特征就会在传统解读中有所呈现。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哲学在传统解读中，由于时代赋予的主题和任务，已由批判性（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主流思想背景而言）的哲学变成了具有建设性（针对国内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想而言）的指导哲学。在建设性的历史任务面前，为了理解、传播和运用的需要，它被解读、转化和实现为新的理论、新的原则、新的规律。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已不再是如何打破一个旧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问题。于是，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号召逐渐凸显为“在新世界中发现、创造新世界”了，其思想的批判性品质成为论证其科学性的手段。这种转变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不改变的改变”之中完成的。

　　这种建设性方面的呈现，使马克思哲学被解读和构建得更像是对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领域的呈现，它更加逻辑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甚至在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时期之后，使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越来越沉淀下来，乃至于定型。马克思哲学在这种理解中不断发展起来，马克思哲学的绝对哲学史地位越来越被凸显出来。这样也造成了一些弊端，那就是我们会刻意地对这种传播文化加以塑造，它之由于“在现实的成功”而凸显出的它的“伟大”，被学理地演绎为“它的伟大决定了它必将成功”，而“伟大”一旦成了先行的观念，后继的理论构建便一发不可收拾。马克思哲学越来越从它的历史背景脱离出来，它的生存土壤――它所汲取的、扬弃的、批判的一切哲学文化往往都被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在缺失了平等的对话者的马克思哲学身上，“正确”的思想被一次次塑造为“内在的逻辑”的深刻必然性。马克思哲学是伟大的，于是马克思哲学就是“大全”。我们在塑造马克思哲学的同时，会对古代、近代的哲学，以及同时代的对立哲学思想加以贬低和排斥，当人们努力为完成马克思哲学“深刻的正确”铺平“逻辑道路”的同时，即是为将其塑造成“全面的集成”而努力。于是，一部哲学史被好心而不自觉地重新书写，丰富各异的哲学思想流衍被描绘成一种神奇的“目的论”运动，一切存在着的哲学，莫不为马克思哲学而生，莫不为马克思哲学而亡。马克思哲学在“胜利”的历史终点，回首看到的景象是，浩瀚的哲学之流在它的脚下集结。

　　在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塑造中，大众文化传播在它的另一面是造成了文化的审美疲劳，这一点也是在学理之外产生的后果。传统解读“理论范式化”的逐渐弥漫，对规律性认识的过分凸显，使马克思哲学原本的批判性和自我批判性难以得到呈现。“理论范式化”在这里是指马克思哲学的原理化、规律化，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变成由于唯“原理”、唯“规律”而教条化。高清海教授曾指出：“应当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同样需要坚持马克思一贯的‘反思―批判理性’的精神。”［1］4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精神成为一种被简单反复运用的规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加反思地运用，以至于有人调侃：“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这样一种解读和运用造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极大误解，使进一步的有效文化传播遭遇到了瓶颈。

　　二、文化传播：一种外在的角度

　　在上述意义上，新解读的努力，并不应该看作是对传统解读范式话语逻辑本身的颠覆，而是对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理解和运用的弊病的治疗。因此，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马克思哲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的考察，更重要的，还关系到我们对新解读的定位和理解。如前面所表述，并不是要武断地指出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模式的本质弊病，而恰恰是要呈现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解读文化不可避免会遭遇到的困境，这不是一种解读模式本身造成的，而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时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文化的视角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避免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状况。

　　当下的新解读努力并不是就这一维度来展开的，许多新解读矛头直指传统解读本身，认为它误读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遮蔽了其真实深刻的历史性内涵，因此致力于重新发现、构建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我们暂且将传统解读的合理性问题放进括号里加以存疑。这里另外隐藏的问题是，作为解读文化之一，新解读如何能够保持自身的正确性？或者说，这种新解读文化何以跳脱诸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可通约性问题？新解读的努力总是想以新的核心概念去标示马克思哲学，却下意识地进入了新的客观主义的圈套，而忘记了“这类概念的流行用法的存在，被天真地当做肯定存在着同它们相对应的明确客体的证据”。［2］5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种文化内，而没有超越于任何一种文化之外的可能，在此种意义上，文化是先在的。文化有一种非反思性和无意识性，它因我们的接受而变得可理解，因我们的不接受而变得不可理解。因此单方面就传统解读范式而展开学理上的“证伪”，不可避免地遭到传统解读的反证伪，它将在其自洽的话语系统内展开对指责的规避，新解读的主张将在传统解读的保护带（拉卡托斯语）下变得困难重重。

　　新解读努力的困难还表现在，这一努力是在各种角度下展开的，彼此间亦在为何者更为恰切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而争论。简单举例，比如反对马克思哲学科学化而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哲学性，反对物质本体论、实体本体论而主张的实践本体论、历史本体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法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许多新解读之间有所关联交叉，也互相有所拒斥，呈现出难分高下的论证局面。

　　如果说传统解读和新解读之间是一种对立式的文化差异的话，那么在诸种新解读之间，亦存在着相互独立的文化差异。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常常指责一种解读模式没有恰切地理解好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概念，而认为自己的一种主张恰恰呈现了真实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审视不同文化下对某一概念各自解读的合法性。

　　对于生活语言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横截面上，它是静态地存在着的。然而，哲学的概念却不是这样。概念的内涵变化不是仅仅在历史的纵线上发生的，而是因哲学家的个性、文化背景，以及哲学家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概念的振荡（德勒兹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哲学家们在创造自己的哲学或者解读一种哲学思想的时候，不是依靠所有的静态的语义确定的概念来实现的，他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甚至永远都不会。诸多含义不确定的概念形成了独特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概念有了新的思想构建性，哲学思想透过这些概念框架得以呈现。

　　概念框架的建构性为我们显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性特点。没有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哲学思想和解读，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制约的，换句话说，思想和解读是相对的，其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相对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

　　概念框架是哲学思想和思想解读的手段、工具，而不是它们的目的，是其得以展现、表达的形式，而非内容，一旦思想与解读的冲突跨越了内容交流而返回形式的合理性争辩时，则必然是一种争论的倒退。彼一概念框架及其概念，也许在此一概念框架内具有相同的形式，但只是仅此而已，概念框架是一个有机的结构。诸如“物质”、“历史”、“本体”、“实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概念框架内会有着不同的“成像”，超越概念框架的建构性，无视概念在各自概念框架，以及概念框架在各自哲学思想内的价值独特意蕴，而直指所谓的思想的本质所在和解读的真实与否，都是哲学上的鲁莽行为。

　　对这些勾连着对概念理解的文化差异问题，不同的理解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它可能是由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也许是从不同的思维视角观察到的。处于不同哲学传统的人对诸种概念的解释和态度往往不同，同一哲学家共同体的解读甚至也会有细微而敏锐的差别。若是再加上时代与时代的不同，加上诸如社会的、文化的因素等，全部牵扯进来，那么对它们的理解便要呈现更大的差异和多样性。

　　因此，新解读之间在当下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新范式，去与传统解读范式相制衡，因此，后者很难被解构掉，不因我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而消亡，这是摆在新解读面前的巨大困境。

　　三、新解读与传统解读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新解读与传统解读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传统解读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的问题在于，解读在传播、理解的时间经历中发生了蜕变。新解读由于无视这一外在性因素，将问题转化成传统解读本身的本质弊病，将反僵化、教条化的任务变成了反传统解读范式的任务，因此在这种无意识的转化中，重新遭遇到了由于文化差异、文化间的不可融通性问题，使新解读之间、新解读与传统解读之间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困难局面。

　　传统哲学解读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文化，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总体观念，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将陷入构建新解读范式的盲目乐观之中。传统范式的真正学理“驳倒―消亡”是极其困难的，这源于传统解读文化的稳定性品质，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系统，动用了大量的概念，在涉及颇为广泛的领域新解读攻其一点时，它的逻辑系统会本能地加以规避和改良。一方面，我们指出它的僵化问题时，它可以将其作为“自我改良”的召唤。另一方面，我们指责它的本质“谬误”，则又引起它为维持其坚实核心而进行调整和规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要想将传统解读范式由以往的绝对的经典统治地位一举完全消解，使其仅仅作为“历史产品”出现，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解读范式论争的复杂性。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理论中指出，我们的目的不是什么要获得一种“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而是“描述的描述”。［3］17而且，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范式的确立，不仅仅是纯粹哲学学理上的逻辑推演，还有基于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相互的关联、纠缠。当一个传统解读模式在“时间”维度陷入僵化而面临“终结”之可能性时，当它的“本质”的建构形式仍有调整规避的空间时，当其他解读模式依然处于“争范”的相互关系时，当各种解读范式在形成了各自概念框架的“自洽”却不能基于概念框架意识进行积极的“对话”时，范式的真正转换都将是“任重而道远”。

　　退一步设想，如果新解读的确战胜了传统范式，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那么我们仍要面临传统解读模式所面临的老问题，就是新范式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它如何保证不会在其传播、理解、运用的过程中变得僵化、教条化呢？作为一种解读文化，新解读有何种能力保持自身的生命力？或者说，这种新解读文化何以跳脱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凝滞性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有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在学理、逻辑上自洽就能够保障的。因此，我们仍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继续反思，如何保证马克思哲学解读的时代性和批判性。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今天的马克思哲学解读与传播，不应该仅仅看作一个纯粹学理的问题，那样我们只能在精神层面的框架里绕圈子，而忘记了回归其唯物的历史层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竞争机制为核心机制的经济，型塑了社会大众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他们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能够独立地对社会现实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分析”。［4］38-39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与传播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在学理上论争“清楚”，然后向大众宣布其宗义。解读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行为，因此我们必须重返其生长的土壤之上，使其作为文化之一，参与到大众文化这一更宏观的层面上来。

　　那么，通过上述的质疑，是不是我们的新解读注定是一种失败的努力呢？本文认为，不必如此悲观。我们可以回顾最初的目的。我们认为传统解读之所以出现了僵化、教条化的弊病，是因为传统解读的“大全”式的哲学塑造和长时间的非反思文化传播。因此，新解读的任务和作用在于，首先，克服传统解读对马克思哲学的去背景化（脱离了近现代哲学平等对话的背景），使马克思哲学更多地作为现代哲学之一的身份，通过重新评析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来呈现马克思哲学的内涵；其次，通过诸种解读模式的相互映照，多维度展现马克思哲学理解的丰富性。

　　当下的解读努力展现出的是，无论是传统解读模式，还是新解读模式，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唯一合法解读，诸种解读之间不是是非分明的真理与谬误，而是多样文化视角下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各种呈现。新的解读模式的空间被空前扩大，因此我们不必纠缠于对传统解读范式的“绝对消解”，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维视角审视的行动仍然可以积极地展开。事实上在“讲坛哲学”的层面，马克思哲学解读的多方位多层次探讨对话已经深入地展开，而至于教科书解读范式代表的所谓“官方哲学”，它本身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学理论争的问题，还包括与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唯一性、确定性、恒久性有关。

　　总之，本文对完全意义的消解传统哲学解读范式并不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它的问题并不是在完全的学理意义上呈现的。其实，在今天的马克思哲学解读努力中，总体而言，除了马克思哲学传统解读范式并没有“完全”地被消解之外，新解读构成了新的多元解读状况，使马克思哲学在各种视角、层次上得以展开，这才是新解读运动的功绩，才是新解读真正的历史目的。我们常常在历史中一味地追求一个不可及的目标，而真正的历史任务却已然在“尚未成功”的努力中一步步完成了。以一种宽容的解读态度去审视马克思哲学，我们将会在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我们长久找寻的东西就在身后。

　　［1］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7

　　[关键词]社会转型；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概念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9-0077-0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今天。全球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而创新则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科技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载体，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其存在的理由和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落脚点。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促发了我国企业现代化历程的加速。当前，我国企业现代化的历程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如何从适应计划经济走向

　　一、理论背景

　　在国内最早提出管理创新概念的是芮明杰和常泽修等人。芮明杰于1994年在其出版的著作《超越一流的智慧--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中，最早提出管理创新的概念。管理创新就是由管理主体对组织系统中的人们施加影响，使组织系统中的人们能积极和协调地工作，以实现组织系统预定的目标。该定义包含4层含义：①管理创新的基础包括：管理创新的前提假设、相关依据和基本观念：②管理手段创新是指企业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方法；③管理任务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做怎样的事情”来促使组织系统中的人们积极和协调地工作。以保证实现其目标；④管理目的创新就是实现组织系统的目标。包括经济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等。

　　二、研究假设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开放的社会需要管理的开放，不同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互动与融合促使管理的深层变革，也引起了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关系的讨论。

　　（一）基本假设1：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

　　社会转型即社会形态的转变。而管理转型是指管理组织、管理主客体、管理行为以及人们对待管理的总态度、思维方式和一般价值观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因此，管理转型必然涉及管理的目的、任务、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根本改变。一方面，管理创新需要充足的创新知识资源。另一方面，管理创新需要有效的创新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管理转型所要求的管理创新，决不是对某种管理思想的选择、认同所导致的管理思想一元化。恰恰相反，它应该是适应不同管理客体、管理环境需要的多种形态的管理思想的并存共荣。因此，要顺应社会转型需要进行管理创新。

　　（二）基本假设2：管理嵌入社会文化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管理嵌入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愈是能运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愈能取得成功。

　　（三）基本假设3：“创新人”假设是管理创新的逻辑前提。

　　“创新人”指企业中参与创新的所有创新主体，如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及操作层的员工、企业的供应商与用户等。“创新人”假设作为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发展结果。以往的“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复杂人”及“文化人”假设都只是“创新人”假设的某一侧，“创新人”综合了以前各种假设的合理部分。既反映了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发展趋势。又反映了人性的创新本质，是人性假设在创新时代的新发展。因此。把“创新人”假设作为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点。

　　三、概念模型

　　发掘企业管理创新是一项科学的管理研究。选择建立管理创新的概念模型是这项研究的基础。对正在孕育的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两项：提出概念模型和发掘管理情景。

　　概念模型由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要求和我国社会转型背景的特色性要求所决定。一个可供选择的概念模型将由“管理创新的基础”、“管理手段创新”、“管理任务创新”和“管理目的创新”组成。其中，管理创新的基础包括：“管理基本形式分析”、“管理思想出发点分析”和“人性论分析”。具体说明如下：第一。这是遵循传统理性，且使用经验方法而得到的一种概念模型。按传统理性。“以人治人”管理基本形式、“人性应善”人性论等这些传统管理的逻辑延续，促使我们能够提出上述概念模型。然而这个概念模型的得出，无论是一般性管理的普适性要求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管理的特色性要求的确立。还是把这种要求归结为4个方面组成概念模型。都带有极强的经验论倾向。第二。由经验方法而得到的概念模型，虽根植于传统理性，但在当今管理研究中。只有让其自身所具有的传统理性能与实用理性相结合，才可能获得人们对其可供使用的真理性的认同。因此，上述概念模型是否有用，必须通过分析企业管理创新的实践活动才能验证，概念模型的作用是为发掘管理创新属性提供分析研究的途径、手段。第三。用这个概念模型研究企业的管理创新问题，如果结论显示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符合模型的内容。我们便认为概念模型与企业的管理相贴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概念模型对企业来说。具有了建构管理创新模式的可使用真理性，由此最终寻找出企业建立在上述概念模型基础上的管理创新模式。

传统文化的概念十篇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99-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仅从术语的使用上看，就“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这长达数十年的概念嬗变过程，反映出人类展开文化间对话的决心、艰辛和成就，同时也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明确的内涵。

　　在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法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把口头文学，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的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的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都列为了保护对象，并将它们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称呼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习惯的称呼。它是随着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才“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公共阅读空间”，但这个概念的中国含义和它的“国际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来将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才能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而这正是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政策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前提。1与“民俗”有关的术语的使用

　　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内版权法来保护其“民俗”。例如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 of 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

　　这一文件虽然得到了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分歧太大，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试图根据《示范条款》出台一个同名公约时，终因难以引起广泛共鸣而不得不作罢。

　　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这个文件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把“民俗”和“知识产权”这两种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却相互责难的理念分开来处理，萨曼塔·谢尔金女士在工作回顾报告中引述了杭柯教授的客观评价：《建议案》明智地强调了民俗保护的积极方面，比如以适当的方法维护和传播民俗；同时避开了消极方面，如“知识产权”及其运用中的棘手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分别对待的取向日益清晰起来，以期绕开长期的困扰和最后出现的僵局，在将来的行动计划中从方法上改善工作途径，在理论基石与预期的操作结果之间厘清观念上的认识，形成内在统一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指示了两个组织在未来更加明晰的分工合作的方向。那就是在UNESCO框架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朝着鉴别、保存、保护、传播、维护以及国际合作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方面努力。这一方向最显著的成果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另一方面则由WIPO采取特别立法来建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别权利体系，UNESCO积极配合。这一转向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在脱离民俗和版权主导的两难语境后，朝着可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议案》采用的术语是“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该定义和《示范条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却用“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替换了《示范条款》使用的术语“Expressions of Folklore”。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俗一词带有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轻蔑”含义，故将“传统文化”置于“民俗”之前。术语的替换已经反映出教科文组织框架内一种谨慎使用“Folklore”一词的共识，这为它将来的“退出”埋下了伏笔。

　　2“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词的使用

　　1997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国际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专家磋商会”，在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the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后来UNESCO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向云驹教授的看法，这是由于口头遗产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另一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大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可移动文物等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又如，日本、韩国、美国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等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所以，在民间文化变性为口头遗产时，许多参加教科文组织制定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国家代表要求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遗产并列和连缀。

　　在本次会议随后通过的“代表作条例”中，“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法定用语，它被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一般认为是直接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术语演变而来，但其根源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关。1972年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不能涵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而此类遗产则面临着更易受到破坏乃至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产（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保护的前瞻性立法的影响。

　　1992年，UNESCO启动遗产保护项目的子项目，保护对象就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实际是一个与日本政府合作的项目，当时设立了“日本保护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这里要注意的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个术语，它应该就是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英文“intangible”一词的来源。

　　UNESCO于2002年1月22日至2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为主题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建议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成为了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并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根据上述定义，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以下五个领域：①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公约》还对“保护”作了以下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该《公约》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国际社会由“民俗”演绎成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外来概念整合了我国对民间文学、民间风俗、传统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等对民间文化进行分类描述的概念。这将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一种整体的，统一的价值追求。

　　[1]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8（1）：6-17

　　[2]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一[J]。文化遗产，2009（3）：1-10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72012-2-8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82012-2-8

　　[5]向云驹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J]。民间文化论坛，2004（3）：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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