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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雨果的一封信,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 爱可网 时间:2024年01月05日 来源:www.ik35.com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1

  您好!

  我是一位21世纪的中国初中生。今天,我学了您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我不禁要为您的勇气和正直而感到敬佩。

  我想,也许巴特勒上尉是想借您的声望来为这次的远征中国扩大名声。可是,您非但没有为这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反而为我们中国人说了些公道话。

  虽说,您不是中国人,但我明白,您拥有的那颗正直的心,是不分国界的。因为您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法国人而盲目地帮着自己的国家,替自己的国家说话;相反,您还为了中国而大胆得写下了这封饱含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信,愤怒地谴责了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了对被侵略者、被掠夺者的巨大同情。这不仅震撼了我这小小的心灵,更是震撼了所有阅读过这封信的人的心灵!

  在这信中,您的每一句话都是公道的。我相信:所有人都会为您的道德和良心而发出由衷的感谢。您说得多么好啊: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您强烈地表明:强盗政府不能代表人民,法兰西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焚掠圆明园是英法政府的罪行,您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议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您还指出:这个强盗政府颠倒黑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厚颜。更重要的是:您能公开地大胆地指诉强盗政府,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从“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这句话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您对东方文化艺术的……哦!不。应该是对世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珍视及对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尊重。因为您的正直、您的良心、您的勇气和您的人道主义,我们所有的人都尊敬您!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2

  这个笔友是一个花季女孩,名字叫丝雨,家住遥远的黑龙江。出次交流,丝雨就表现出对小东十二分的真诚与信任,还给他寄来了一张漂亮的贺卡和一连串的祝福-----

  小东很激动,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给女孩子写信,因此他也表现出百分之百的真诚与信任。

  在丝雨的第二封来信中,她的话语更加亲切,问长问短,像是久别重逢的友人,并且在信后附了一句话:“希望是朋友,不长只一生。”小东看后很感动,大有相识恨晚之意。他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并且也在后面附了一句:“有的人终生相伴,却形同路人;有的人擦肩而过,却永生难忘!”

  不久,丝雨又来信了,语气仍是那么亲切,跟小东谈理想,谈追求,谈未来----并在信末附上一句:“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我会永远为你祝福!”小东看后心潮澎湃,如痴如醉,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人世间的脉脉温情中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小东和丝雨鸿雁来往,互吐真诚。小东一日不读信,就有如隔三秋的感觉。每次读丝雨的信,就觉得彼此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仿佛纯情漂亮的丝雨就在眼前-----

  一次,小东给丝雨寄了一封挂号信,信中希望丝雨给他寄张照片,并且随信附上一张自己认为最不错的彩照。

  没几天,小东便收到丝雨的回信,丝雨说不能给小东寄照片,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这段友情很有可能回结束-----小东怎么肯相信,又接连寄求了几封信,下了几百次保证-----

  后来丝雨果然寄来了照片,小东打开看时只觉得心灰意冷,大失所望,原来照片上是一个十足的“丑女”!小东看后再也没有先前的那份激情了,每次提起笔都觉得无从下笔,后来干脆把笔撂下了。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东早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然而,有一天,他又收到了一封信,小东打开了,那熟悉秀丽的字映入眼帘:“-----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美,有时刻意强求就会丧失它,朋友,那张照片本不是我的,现寄张我的照片,留做纪念吧!再见,朋友,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心’的距离,彼此不可能再成为朋友了。”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3

  读了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后,我对您的认识已不单单是一个大文豪那么简单了

  1860年十月,英法联军控制了北京后,又强盗似的焚掠了有“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英法联军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毁了两代人的心血,烧,杀,抢,掠。英法联军的这一切行为与强盗有什么区别吗?17实际的中国无力反抗,只能一再的让步。而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在干尽了这一切坏事之后,洋洋得意的回到欧洲,还将这些所谓的战利品拿出来炫耀。巴特勒上尉还想利用雨果显赫的声望让他为远征中国的所谓 的胜利捧场。

  您是一位法国人,本该 为他们的这场所谓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可是您却用公正的态度去评论了这一“胜利之举”。您谴责了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谴责了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这一世界奇迹的罪行。您还深切的同情中国遭受的空前劫难,这是许多中国人都难以做到的,而你,以为异国人,却以足够的勇气和胆量去抨击了这无耻的行为。您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所束缚,而是以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评论原则,您真正的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

  我承认,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痛恨英法联军,他们对圆明园所做的一切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但是,你的言语使我对他们做的一切行为减少了一些憎恨。因为他们有你这样一位公正无私的文豪

  21世纪的中国 再也不会那么懦弱,落后了,永远不再任人欺侮了,中国人站起来了

  你也一定会期待这屹立于强国之林的中国吧!我们共同期待吧!

  此致

  敬礼!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4

  您好!读了您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我的内心难以平静。我对您博大的胸襟予以崇高的敬意,感谢您站在人道主义上来评判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虽说,您不是中国人,但我明白,您拥有的那颗正直的心,是不分国界的。您并没有应为自己是法国人而盲目帮着自己的国家,替自己的国家说话:相反,您还为了中国而大胆的写下了这封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信,愤怒的谴责了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了对被侵略者,被掠夺者的巨大同情。这不仅震撼了我的心灵,更是震撼了所有阅读过这封信的人的心灵。

  对于您的观点,我是百分之百的产生共鸣,十分的支持您。圆明园,东方的骄傲,人类的精髓,世界的奇迹。就在人们快乐的享有他的时候,两名强盗抢走了它,东方的骄傲停止了,人类的精髓消失了,世界的奇迹也随之毁灭。那是什么感觉?愤恨?悲痛?谴责?

  当时的每个修建圆明园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一霎间,所有曾经的心血,都消失不见。空虚的一切,空虚的心灵,空虚的东方。哭泣的世界,哭泣的人类,哭泣的土地。眼泪刷洗了人们的面容,却没有刷洗干净侵略者那肮脏的心灵。伤心、悲痛渲染了整个东方的每一个角落。

  很感谢你是这么的争议,这么的公正,您的良心是多么高尚啊!您在人类面前站了起来,您告白了东方人的情感,您说出了全人类的心声。在这里,我会一直为你喝彩,我为我们的世界又您这样的大写“人”而感谢!

  感谢您对圆明园的评价,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我们要留下那片荒芜,因为它记下了中国人的耻辱!!

  此致敬礼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5

  你,是一个真正的作者,没有狭义的民主主义情绪,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强烈的谴责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圆明园对我们大家来说很无奈,很难过,圆明园是美丽的艺术精华,但却被无知的英法联军破坏了。圆明园是艺术的瑰宝,是无数美丽的梦啊!我虽然没有去见过那美丽的圆明园,但是您的字字句句说明了它的美丽,同时你的每一个字,一步步的揭露了英法联军的丑陋的面纱。英法联军太恐怖了,实在是太恐怖了!在他们的衬托之下,您真是太伟大了!我们爱你!

  小路延绵,天空深远。路还是那条路,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可圆明园再也不复存在了。他的灰烬曾与英法联军的良知与灵魂一起灰烬。过去了的就过去了,但过去了的还是要记住的,记住别人是怎么伤害我们中国人的,这是在我们心上烙下了深深的印。雨果,您站了出来,但是只有你是仅仅不够的,你面前的正义感让我身怀敬意的,你身后站着一片愚昧和无知的侵害我们的坏人。他们让我们中国人厌恶,鄙视。

  但是,您,雨果,您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伟大的身影!

  雨果,您好!我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中学生,每当红旗徐徐升起,我总是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仰望国旗。我读了《就中国英法联军给巴勒特上尉的信》。我很佩服你,我甚至看到你写的每一个字而感到欣慰,和十分激动。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6

  回到家后,秋雪的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自己最好的朋友就要走了,谁又能不伤心难过呢?  眼睛不经意间看了一下书桌,这是,她看到了雨晨送给自己的那个玩偶,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玩偶是雨晨动手术之前送给我的,雨晨真是的,病那么重竟然不告诉我,直到动手术的前一天才告诉我才告诉我他要动手术,而且为了暂时不让我担心,还骗我说她一周后才会动手术。结果做完手术,才告诉我真像。她怎么那么喜欢在暴风雨的前一天,才告诉我,而且还要骗我啊!”这时,她忽然想到了什么,“对啊!这次她为什么会提前告诉我啊?难道是怕我到时太伤心?应该是这样的吧!”可她又想起了她问雨晨哪天走时,雨晨那躲闪的眼神,莫非,这一次,她也是在骗我?难道雨晨真的明天就要走了吗?我还要送她礼物啊!不行!我现在就要把礼物准备好!这样,不管她哪天走,都来得及送她啊!这样的话,就算她收到礼物就走,我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啊!  想到这,他急忙拿出十个漂亮的许愿瓶,和好多好多的星星纸,在台灯下,认真的叠着星星,尽管此时她的脑海里,只有雨晨,尽管她此时,还是泪流满面……   夜越来越深了,可秋雪房间的台灯还亮着,她还在台灯下认真的叠着星星,没有丝毫困倦的感觉……  第二天一早,她就起来了,眼睛因为熬夜的关系,有了黑眼圈。知道一切的妈妈,叹了口气,雨晨可是秋雪最好的朋友啊!他们从上幼儿园就认识了,可现在……唉。  吃过饭了,秋雪就赶快去了学校,因为她真的拿不准雨晨哪天走,所以她就要早点去学校,早点把礼物给她,这样就不会因为还没来得及送她礼物,她就走了……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一定会后悔死的!  来到学校,进了教室后,老师把她叫了过去,给了她一封信。  秋雪拿过信,一阵薰衣草香散发了出来,她立刻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雨晨最喜欢的,就是薰衣草!拆开信封,他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因为那娟秀的字,他再熟悉不过了!  信是这样写的:  “秋雪,真的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已经走了,你的礼物,等我回来再送我吧!其实,我也很想收到你的礼物,可是时间不允许了。我答应你,我虽然走了,但一定会尽快回来。相信我。

  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雨晨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7

  朋友在医院照料老伴一年多。可想而知,心里很苦。

  每每想起那种煎熬和辛苦都心有戚戚,想表示问候和理解。有时坐下来,会想给她写点什么,起码道个辛苦,但又怕她无暇看,还怕影响到她的情绪。

  这么着,日子过了很久。一天见到她,很憔悴。她说:老伴过世了。那时我很愧疚,为自己的疏于表达。我嗫嚅着说:我一直想给你写封长信,结果连短信也没有给你发,对不起。朋友疲惫地笑笑,说:心里有了。

  心里有了,没表达等于没有,对方并未感受到。

  我们的情谊不能仅仅守于心,心里有了,应该及时兑现。不能写长信,短信、微信都行。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勤于表达是最简单的。

  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我们并不疏于表达。哪位名人就算有了一丁点小事,全国人民一起刷屏。好像那是自己亲近的老朋友似的,其实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

  但在应该写封长信的时候我们经常连短信也没有发出。为失礼,内心还经常涌出自责。但也只停留在自责而已,长信还是没有动笔。

  的确,该写长信的时候一定写封长信。邮箱、微信、纸质信,都能表述。这种种表述,是自己的需要,也是对方的需要。

  一位有情感的人,不会疏于表达。习惯和善于表达,不仅会使人交友广泛,也能证明自己有温度。

  纸质的书信现在写得不多了,偶尔收到哪怕只言片语,也会有欣喜若狂的感觉,很珍视地留存。

  经常,我会想恢复手写长信的习惯。但现在不知道如何邮寄平信,邮票要贴几毛钱,会不会送到。看见街头的那些邮筒,并没有被使用似的,寂寞地都生锈了。

  其实,寄出的信,很多时候是自言自语,记叙自己日子的细节,真实生动。拿起以前的信件,有时会惊讶:这是我写的吗?

  随手随意写出的书信,很多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即使我们普通人家长里短的书信,也是最真实的民间诉说。最私人的书写,真实又不刻意的情绪、场景中,积累和再现着民间的分类史。

  不过,在手写书信就快绝版的现在,写封长信或者短信,也不完全出于挽救一种沟通形式。写点信、说点话,叙叙旧、写写真,是人与人更深层的交流。

给雨果的一封信篇8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还是天象,是上天的旨意;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还是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于是,开封气象就有了全国影响,就有了历史意义。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因此古人对气象的变化极为重视和敏感。这就决定了古代气象决不只是自然状况,而是与人间、社会尤其是皇帝、朝廷及政治密切相关,气象的点滴变化,直接对应着甚至是左右着现实社会和皇帝的实际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交,不啻影响”①。《宋史•五行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②例如,元祐四年(1089年)左谏议大夫梁焘奏道:“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③长久的阴云天气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皇帝在当时的一件大事上犹豫不决。又如,元祐六年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今春极寒,至夏方过,而炎燠如大暑后。推其咎证,皆正当《洪范》舒缓之罚。舒缓者,无功受赏,有罪不诛之谓也。”④简单地说,即在当时人看来,作为天变的主要组成部分,气象变异是上天对天子所作所为的警示,有的直接与朝廷安危相关。如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一场沙尘暴袭来,“大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⑤。更主要的是,在农耕时代,气象条件直接决定着当时的丰歉等经济生活状况,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雨养农业,自然也关乎社会安定以及统治的基础。所以,宋代皇帝无不高度关心各地的气象。具体气象变化的时间性和地区性都极强,历史资料的分布差异很大,在北宋所有的气象记载中,以国家首都开封的史料最多。这是因为开封作为京师,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是体现天人合一现象的最为敏感的地区。因此,开封气象就不单是自然问题,也不单是本地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经常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历史。作为历史气象社会学问题,这一题目尚未见有专论⑥。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宋代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现将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试做论述(不包括气象灾害后的抚恤、减免等赈济),以就教于学界。

  一迫使皇帝自省悔过

  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很容易利令智昏,走向极端,给社会带来灾难。至高无上的皇帝,在理论上唯一服从的是天,气象等天变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使之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自责反省,收敛不当言行。表现之一,鼓励臣下直言极谏,接受批评。如嘉祐元年(1056年)六月己卯(二十九日)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积晦未开……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缺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其交相戒敕,虚心以调元化,合志而营大政,辅予不逮,冀其有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①如此因气象而求直言的诏令,还有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丁亥(四日)的《以旱求直言诏》、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丁丑(二十三日)的《大风求言诏》、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癸巳(十九日)的《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乙未(八日)的《雨灾求直言诏》、熙宁七年(1074年)的《旱灾求言诏》等等②。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神宗诏中书省云:“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因为此前,宋神宗曾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神宗马上表示赞同,遂令他起草此诏,“诏出,人情大悦”③。在气象灾害的特殊环境中,广开言路,鼓励百官指责朝政,有利于更新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开展,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则具有鼓舞作用。表现之二,臣僚借机指责皇帝。天圣五年(1027年)出现罕见的高温,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④。进入秋季七月,高温形势更加严重。九月,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⑤将高温等异常气象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规劝皇帝。绍圣年间,皇帝花费巨资打造游玩的大龙舟,引起大臣不满。在首次航行的当天,金明池忽起大风,“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遂上书道:“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佑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⑥借大风批评皇帝的奢侈。表现之三,自我反省,深刻检讨。端拱二年(989年)“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⑦。其间,朝廷为了求雨,无所不用其极。开封严重的旱情使宋太宗忧虑恐慌。十月二十四日,宋太宗“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皆弗应。是夕,手诏赐宰相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缺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⑧。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做出要自焚的姿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封发生了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⑨持续了一刻钟的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次日即“罢大宴,申诏中外言阙政”,号召对皇帝和朝政开展批评。二十七日,宋仁宗颁《大风诸道德音》云:“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瑏瑡承认是由于自己的过失带来如此气象灾难,震惧之余,表示忏悔。表现之四,收敛改过。宋太祖因雨涝放出宫女就是典型一例。开宝五年(972年)夏季五月,“京师大雨,连旬不止。诸州皆言大雨霖”①。十三日,宋太祖说:“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十五日,宋太祖又对宰相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缺使之然耶?”赵普回答:“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但太祖仍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赵普等“皆称万岁”②。按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阴雨连绵意味着阴气过盛,为回应天谴,宋太祖将后宫一百五十余名女官遣散,以祈求云开雨霁。气象千变万化,经常不断地提醒、逼迫皇帝检讨认罪,改过自新,避恶趋善,避免其肆意妄为,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熙宁年间,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议论传开后,老于世故的前任宰臣富弼深感忧虑,喟然长叹,说出了一番知根知底的话:“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③从现代角度看,破除迷信当然是积极的,但从历史角度看,则另有苦衷:如果皇帝不迷信,靠什么来制约他呢?所以必须强化气象等天变的政治意义。

  二改元及改变政局

  如同年号始建于汉代一样,因气象灾害改元也始于汉代,这成为以后历代改元的原因之一。淳化是宋代第一个因气象而改元的年号。本年(990年)正月初一日的《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云:“爰念去秋,颇闻愆亢,虑将成于灾沴,固深轸于忧劳。名山大川,亟令精祷,撤悬减膳,勉自励修,精诚上通,灵应犹响。雨如膏而润物,雪盈尺以呈祥,慰三农望岁之心,见百谷用成之象。庆兹元感,思举旧章。是用列羽卫于彤庭,俨衣冠于著位。因斯献岁,取象阳春。御正殿以受朝,出纶言而示众。宜改纪元之号,仍覃及物之恩。可改端拱三年为淳化元年。”④德音回顾了去年的旱灾以及冬季的瑞雪,为表达对上天的感谢和祈求风调雨顺,特地改元,淳化就是纯正平和的意思。景祐年号的出现,则是因为干旱,渴望迎来雨水:“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⑤庆历八年(1048年)是开封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朝廷因此决定改元。十二月一日,“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颁布的《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云:“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伤暴禾麦,漂溢堤防,河朔之民,尤罹毙苦,粒食罄缺,庐室荡空,流离乡邦,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涂,沟壑为虑。愍其失业,弥甚纳隍。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仍更纪岁之元,用冀自天之祐,宜改庆历九年为皇祐元年。”⑦在宋代历史上,这是第三次因气象而改元。改元是种美好的愿望,目的是革新政治,改变局面。但改元只是一种信号导向,改变弊政首先要整治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官员。开封气象变化又为此提供了借口、机遇,成为政治斗争中威力强大的武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旱,布衣林虎伐登闻鼓上言:“国家遣官祈雨,车驾遍诣宫寺,虽再雨而未足。愿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赏罚黜陟之令,则天自雨。”⑧至和元年(1054年),知谏院范镇指出:“累日以来,日色不光,天气沉阴,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应,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⑨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制造舆论,促使皇帝变更政府人事。如同气象变异与皇帝有密切关系一样,负有“燮理阴阳”职责的宰相等大臣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淳化四年(993年)七月至九月淫雨不止,开封城“泥深数尺,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陈、颍、宋、亳间盗贼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①。皇帝借机狠批执政大臣,并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使之羞愧难当,暗示随时会因此罢免他们。在庆历三年(1043年)的旱灾中,宰臣章得象对皇帝检讨说:“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适闻天语,甚不遑安……兵兴已来,赋役颇重,臣等固当夙夜思度,务在康济,惟恐才力有所不逮。”②这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例子。还有一些主动要求罢免的例子:咸平二年(999年),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春旱,宰臣张齐贤等奏曰:“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欲求谴黜,以塞天下之责。”③如此各有责任的共识,使皇帝任免宰相乃至重组政府有了极佳的借口。庆历七年(1047年)的春天,开封地区缺乏降水,又逢大旱,从而引起朝更,宰相被罢免。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岳、渎祈雨。三月辛丑,西太乙宫祈雨”④,均无成效。此后皇帝的反应加剧:“以久不雨,下诏责躬,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戒励百官,罢免辅臣,以答天戒。”⑤具体情况是: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⑥。如此还不罢休,紧接着,执政大臣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以旱降官一等”⑦。这是宋代第一次因气象事件导致政府班子、大臣降级。庆历八年是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还出现过晴空连续震雷的气象。五月,臣僚开始弹劾素有“奸邪”之称的宰相夏竦:“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如此异常,令皇帝恐慌:“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于是,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被罢为枢密使、判河南府⑧。这是又一位因气象事件被罢官的宰臣。王安石变法的受挫乃至被罢相,也与气象变化有关。熙宁七年(1074年)发生大旱,四月,皇帝因灾情而愁容满面:“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正在推行变法的王安石说:“水旱常事,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神宗不以为然:“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下令灾区暂停推行方田、保甲法⑨。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旱灾成为他攻击新法的重型武器,他说:“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又言:“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瑏瑡为了强调天人交感的真实快捷,他还冲动地赌上了自己的脑袋:如果皇帝“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瑏瑢。其实,熙宁六年七月以来,既有降雨,也有大雪。如熙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朝廷曾“遣官谢雨”瑏瑣,显然是有降雨。十一月二十七日,还降有大雪,且因降雪而“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瑏瑤,二十九日又“遣官谢雪”瑏瑥。只是这些降水,被政治头脑发胀的反对派视而不见。熙宁七年四月六日,皇帝顶不住了,首先罢废了方田法:“以旱罢方田。是日,雨。”瑏瑦十九日,又将王安石罢相,任命吕惠卿等担任宰执,据说当天出现前所未有的沙尘暴。据郑侠《言行录》记载,“惠卿拜职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①。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一天即厚达一寸多,实在少见。不过,这也可能是反对派不满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继任而夸大的记载。六月,宋神宗对辅臣说:“近遣小使至畿县视秋稼,非常滋茂,已有高及二尺者,今秋若获丰稔,吾民其小苏息乎!”②看来,旱情并没有影响庄稼的成长。由此再次证明,前此关于旱灾严重的说法,实有政治斗争中被夸大利用的成分。元祐元年(1086年)是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开始,也是一个全年干旱的年度,保守派趁机向变法派发起全面反攻。正月,侍御史刘挚攻击变法派首领蔡确道:“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由确奸邪所召。”③二月下旬多阴云天气,右正言朱光庭再次借题发挥:“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愿陛下上顺天意,早屏奸邪,无害圣政,膏泽自降,岁则大熟。”④闰二月二日,在群臣的进攻下,宰相蔡确被罢,久孚重望的司马光出任宰相,据说气象随即改变。十五日,御史中丞刘挚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臣累具奏请,以为罢蔡确及惇,可致雨。昨者罢确而相司马光,宣麻之日遂雨,自后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此有以见睿断所召,而天心之应陛下也。天道必可畏,公议必可信,岂非明验?”⑤如刘挚所言,旱情得到缓解。从此,政局大变,开始了元祐更化。大观四年(1110年)的春夏连旱,致使宰相蔡京。“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浸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⑥如此巧合,更显得皇帝的决策英明,社会政治局面获得短暂的好转。还有因气象被改变任命、罢免甚至处死的官员。宋代一向把行政权与军权分开,但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⑦。黄雾是沙尘天气中的浮尘造成的,霾是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两者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这一气象,迫使皇帝将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兼职。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开封发生特大雨涝,连皇宫建筑都遭摧毁,死于雨灾者上千人,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因之“坐都城内外沟洫久不治”⑧之罪被免职,改知河南府,成为宋代开封第一个因气象灾害被罢免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的上半年,开封长期缺雨,四月四日,皇帝亲“幸太平兴国寺、相国寺祷雨。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军节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承信坐弃市”⑨。官员李承信犯了殴打致人死亡罪,在宋代一般不会被处死,但因为正值京师旱灾严重,按照阴阳五行理论与冤死有关,所以予以重判。李承信是宋代因气象问题重判而死的唯一的人。气象不仅关乎政局,更关乎国运———北宋灭亡就与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侵略,包围了开封,开封面临着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经历着最复杂的气象变异,天灾人祸交加,人民灾难深重。此年正月,多“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瑏瑠。该年的十一月,也是多大风大雪的天气。据载,“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①。十四日,“大寒”,极度的严寒致使一些守城“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②。二十五日,“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是日,大雪。尼堪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③。宋军冻伤严重,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在东北冰雪天地中生活的金兵,借助这场大雪如同增添了20万兵力,一举攻克开封城。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象的极端和异常。开封的陷落与北宋的灭亡,当然是政治、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也起到了加速北宋灭亡的作用,不仅如金军主帅所说大雪“如添二十万新兵”,也摧残、消磨了宋朝军民的战斗力和抵抗意志。“靖康之难”作为一个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名词,不仅是政治之难,也是值得重视的气象灾难。

  三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

  以上所有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身上,体现到民间生活的改善或改变上。正如参知政事吴奎曾对宋神宗所说的,“陛下在推诚应天。天意无他,合人心而已”④。天意即人心,人心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道德。宋人经常能够享受到开封气象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实惠。天禧五年(1021年)二月二十一日下了一场春雨,“丁谓等称贺,上甚悦。谓因请赐酺,与人共乐。诏从之。在京五日,西京三日,诸州一日”⑤。这场及时的雨泽,令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允许全国臣民欢聚宴饮。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赐酺不过十次,这是最后一次。景德元年(1004年)有一个高温的夏季,开封许多人中暑。六月,朝廷采取了防暑措施:“以盛暑罢京城工役,遣使分赐疗暍者药,仍颁其方于天下。”⑥全国人民因开封高温,获得了防治中暑的权威药方。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夏季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宋真宗“以甚暑,录示军民《解毒方》”⑦。宫廷秘方又一次传入民间。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开封又出现高温干旱天气,连居民的饮用水都很缺少,多有中暑而死者。宋仁宗忙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⑧。朝廷修建的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不仅有救急效果,更有长远效益。气象条件,还直接影响到重大事务和工程的停减,从而减轻了人们的负担,减少了劳苦。雍熙元年(98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一直企望举行封禅大典的宋太宗对宰相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乃诏停封禅⑨。“炎暑方炽”,是宋太宗取消封禅大典的直接原因或者借口之一。元祐二年(1087年)春夏连旱,朝廷原拟隆重举行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因此停罢。太皇太后为停罢此事而下的诏书中云:“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瑏瑠绍圣四年(1097年)夏秋连续高温,八月份,按惯例本应举行祭祀北郊的仪式,但因“外议皆以为暑热,不可视北郊”瑏瑡,遂予取消。这些重大典礼的取消,毫无疑问节约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间接减轻了人们的负担。除了因气象灾害及时抚恤、减免赋役外,因气候寒冷或高温而停止工匠劳作也已成为常规。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诏:“访闻自京至永安缘路州县,以皇后园陵有期,率民除道。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散,至时量以军士给役。”瑏瑢同年六月,又“以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第赐缗钱”瑏瑣。为应对开封当时的高温天气,体现人道关怀,朝廷减少了户外和体力劳动,并发放高温津贴。这些皆是因酷暑减轻民间劳役的事例。元祐三年(1088年)春季多雪,气候寒冷,朝廷即诏“罢修金明池桥殿,以时寒恤工徒也”①。此年正月,由于“寒雪”,天气太冷,皇帝曾下诏“在京工役给假三日”②。元符元年(1098年)秋季出现高温天气,七月有诏:“时气暑热,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③上述皆是异常气象下开封百姓受到关注的事例,但更多情况是,因开封气象异常,宋廷施惠于全国。元祐二年冬至元祐三年春,开封一直阴雪不止。二月份,皇帝向全国德音云:“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以来,久阴不霁,农民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图消复,洁精致祷,神眷未孚……窃虑四方狱犴,冤滞尚多,工役烦兴,人咨胥怨,郁成缪盩之变,以干阴阳之和。宜均涣恩,以召嘉气。应四京、诸道州、府、军、监、县,敕命到日以前,见禁罪人,除常赦不原外,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稍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轻者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余死罪降从流,流罪降从徒,徒以下并放。强盗罪至死,依所降决讫,情理重刺配广南远恶处,轻者配二千里外牢城。应诸路今春缘修河及工役所起夫并特免,如已发在路,所至告示放归,其河上及应用急切工役,并用军工及和雇愿役贫民充,余并权住一年。应罪人令众者,自今年三月以后并放。灾伤郡县公私欠负展一季,去年秋税展一月。流民所至及饥贫人,并多方存恤,给其钱米。拘碍条制,安抚或钤辖司量度应副讫奏。逃军限两月首身放罪,祠庙在祀典者,长吏差官严洁致祭。於戏!遇灾祗戒,聿修信顺之诚,正事布和,庶获天人之助,咨尔中外,咸体朕怀。”④德音所包括的惠政有减免刑罚、免除工役、宽限债务、抚恤贫民等等,如此地域广泛、恩惠广泛的举措,史不绝书。直接因气象变化而受惠最多的群体,就是囚犯。按照传统观念,淫雨不绝与牢狱犯人过多有关,干旱与冤狱有关。所以每逢气象有此异常,宋政府便改善监狱生活条件,清理在押人犯,赦免刑徒,以应答天意。建隆三年(962年)六月颁布的《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云:“朕适当盛夏,雨泽稍愆,切虑刑狱之间,或有淹滞。轻系小罪,虚致淹留,方属炎蒸,宜加钦恤。”⑤要求关照或释放轻罪在押人犯。开宝二年(969年)五月,气温居高不下,“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⑥。形成了夏季清扫牢房制度。不仅如此,每逢高温天气,还常常减免刑罚。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宋真宗诏:“两京、诸路,系囚死罪委长吏躬亲详鞫,徒、流降等决遣,杖以下释之。”原因是“时属炎暑故也”⑦。元丰六年(1083年)六月诏:“近以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已令督责官属并力结竟。其诸路令刑部指挥提点刑狱司催督。”⑧有时还提前下诏,要求在酷暑到来前加班清理积案。如元丰六年五月,“诏渐逼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令连夜并力结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约法断下”⑨。暖冬气象也是不正常的,同样需要用相应的手段应对。绍圣元年(1094年)十一月,“以冬温无雪,决系囚”。十二月,宋哲宗又下诏:“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并诸路州军并令监司按所部结绝,内事理轻者,先次决遣。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分明,不该编配及申奏公事,并断讫以闻。”瑏瑡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也曾诏:“天久不雨,其令州县毋得淹系刑狱。”瑏瑢都是要求各地尽快审理积压的案件,从轻判决。制度化的宽宥,还有皇帝亲自录囚。端拱二年(989年),春夏连旱,一直没有有效的降雨。宋太宗“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因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须城宋惟干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①。很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自豪。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以京畿旱,御崇政殿,亲决系囚,多所原宥”。二十五日“大雨”②。这些巧合,强化了天人感应观念,无疑大大提高了皇帝减免刑罚的积极性。至和二年(1055年)夏旱,宋仁宗向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询问如何解救困局,吕公绰“陈前代王者亲录冤狱,其精诚所交,必有甘雨之应”。五月初一日,“上遂御便殿决系囚,未毕而雨澍,天子益器经术之言”③。他们仿效历代帝王,亲自对在押囚犯进行审讯复核,以纠正冤假错案,感召和气,换来风调雨顺。常见的赦免,也多因气象问题而实行。咸平二年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朝廷因之实行大赦:“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④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的《蝗旱后赦天下制》云:“俯顺融明之令,用新昭旷之恩,可赦天下,除十恶罪至死及已杀人不赦外,余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之。内劫贼虽不杀人,亦具奏裁。”⑤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庚寅(十六日),“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辛卯,避正殿,减常膳。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发生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⑦。这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并落实到行动上:“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⑧景祐二年(1035年)夏季出现高温天气,朝廷“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诸路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开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里行高若讷、萧定基疏决之”⑨。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因连降大雪,朝廷诏令“疎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以久阴不解也”。元祐五年二月,因“时雨稍愆”,诏令“疏决四京、府界诸县系囚,除常赦所不原外,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又诏疏决应天下州、府、军、监、县等系囚”。不仅在祈求改变气象状况时如此,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也会如此。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祷而雨故也”,为了答谢上天降雨而减免刑罚,“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瑏瑢。甚至在风调雨顺的气象情况下也要恤刑。如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的一道诏书中记载:“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瑏瑣意思是以预防为主。气象造成了如此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冤狱,并不断使被囚禁者获得解放,合家团圆,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增添了劳动力。朝廷企图以社会和谐来感天动地,求得风调雨顺。其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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