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范例

理想与现实范例篇1

　　一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首要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论述过，我简要叙述并略陈己意。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吴玉章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时任天津《民国报》编辑的梁漱溟，“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

　　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翻开民初报纸，1916年以前，整版的治疗性病药品广告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妇女为万恶之首，肮脏之源”一类的词汇，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了。且不说妇女实际社会地位改变得如何，单就社会舆论而言，妇女的政治地位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新一轮的妇女参政治热兴起，以广东为先声，浙江、湖南、京、津、沪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甚至要求竞选议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尽管这类活动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实绩，且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妇女参政争论中心问题已不再是男女天赋人权的平等问题，而是妇女参政的能力与时机问题，这显然比清末民初前进了一步。而像子君那样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时代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争取恋爱自由、谋求教育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不讳言对政治有着超乎一切兴趣的陈独秀，尽管在其他政治运作上历尽坎坷，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旗开得胜，功不可没。

　　二、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上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亦是妇女的解放时代”（《现代女权运动》），“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战后之妇人问题》）。三十年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为这一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解。

　　概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政治解放理论，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

　　二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即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新动向。 但据我现有资料，当年这类讨论多夹杂于妇女问题宏观研究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针对妇女职业问题或家庭、财产权问题的专题论述，而真正从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目前研究这一时期妇女经济问题的专著也不多见，故这里只能初步地勾勒一个轮廓。

　　在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一些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最广。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陈独秀等人更高涨的政治热情，导引出更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对鲁迅而言，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上。“重新做过”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同上），在妇女问题上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们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娜拉走后怎样》）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的鲁迅，要民国的年轻知识女性们作好“壕堑战”的准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

　　事实上，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问题研究，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五四”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类：

　　一、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把妇女从买卖婚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一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一文，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刊登于《妇女杂志》七卷一号上的《新家庭》一文，更要求“新家庭之中财产，属之于得产之人，其义在养成个人主义，发达自立之能力，而铲除依赖根性也”。30年代，一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一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一个印证吧。

　　二、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昔日的聘金妆奁，是大家庭的投资（需用以“孝”为核心的人格与财产依附来交换），既建立独立的小家庭，自不好也不能再接受。加之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既成为小家庭建立也成为大家庭破败的因素，中国近代化城市工业，也是部分地建立在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基础上的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变化也如观念上的变化，正像鲁迅所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一席之地，就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他还为妇女们开列了12个就业方向，即各种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音乐家、农业等，并补充说，“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 ，这就从心态和舆论上为妇女求职铺了路。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如茶楼酒馆与各项商业的经营。”“若说女子应该谋一比此较高尚的事业，则我想女子应该组织‘女子教员会’，互相提携。” 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论文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教育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女子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一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一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知识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提供了帮助。五四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更为突出。 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张竞生，也在他创办？ 摹懊赖氖榈辍敝姓心剂思肝慌暝薄？BR> 三、为妇女财产求得法律与道德上的保障。

　　有了小家庭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财产未必能得到保障，这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与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的以下几项措施：（1）“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从法律上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向那些比较开能通的智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同意。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作保证人。”（2）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中国妇女眼前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但“战斗不算好事情……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这类主张，对于有产阶级的妇女来说，还有帮助，对于尚无任何财产可言的广大劳动妇女而言，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了。二三十年代就妇女经济问题在法律上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打破限制妇女职业权的旧法律，制定新的职业开放、工资平等和劳动保护等法律上。

　　概言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三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其中一些内容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得重视与解决，我将择其要而叙之。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

理想与现实范例篇2

　　关键词 理想与现实 麦田里的守望者 霍尔顿

　　一、引言

　　J。D。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誉为美国文学的经典，它着重刻画了青少年走向成熟的心理成长，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主人公霍尔顿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迷茫与挫折之后，并没有向社会妥协，而是通过对自然、对他人、对人生的思考，重新认识了自我与社会，摆脱了压抑的情感，恢复了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他顿悟、重生，走向成年。

　　成长是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体验。也是人生的必然阶段。霍尔顿的矛盾心理不仅反映了美国五十年代青少年成长的特点，也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青少年的共性问题。怎样引导他们直面现实生活的烦恼和挫折，排遣心中的焦虑与困惑，在社会化过程中顺利完成个人价值的定位和实现，一直是人类社会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

　　二、富裕家庭的孤独少年

　　霍尔顿是一个真诚、敏感、淳朴善良的少年，他内心渴望这个世界的公正，有着极强的正义感和对真理和真爱的追求精神。认识和了解主人公霍尔顿，必须首先对霍尔顿个性特征、成长环境以及性格形成的土壤进行分析。

　　家庭是人生的起点，是青少年快乐健康成长和避风的港湾。霍尔顿是一个富家弟子，衣食无忧，就读于贵族寄宿名校。他的父亲是美国上流社会一名成功的律师，对儿子寄予读书、求学问、将来出人头地传承家族上流社会的地位的厚望。生活中，除了金钱和物资，精神上得到的关爱却极少，少年霍尔顿无法感受好运和幸福，始终生活在无温暖的苦闷、彷徨与矛盾之中。在人生最需要母亲帮助和引导的时期，他的母亲由于一直沉浸在失去小儿子艾里的悲痛中，每天精神恍惚，除了看电影几乎无所事事。哥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因获取名利为好莱坞撰写低级剧本，使其原本在霍尔顿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霍尔顿最疼爱的弟弟艾里的去世令霍尔顿悲痛欲绝，他打碎车窗玻璃用以排泄心中的巨大的悲痛。他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爱，渴望换来同样的关心，渴望在黑暗里牵到妈妈的手。

　　家庭关爱的缺失使得霍尔顿内心倍感孤独，他被学校开出后，宁可选择流浪街头也不愿意回到表面温暖、衣食无忧而令霍尔顿厌倦和痛苦的家。但霍尔顿的内心是多么的渴望温暖，风雪交加的圣诞前夕，他逢人就问，中央公园那些鸭子，在冰雪覆盖了湖面之后到哪里去了，深深地担忧在冷得像地狱一样的天气里，鸭子如何过冬。电影院里，霍尔顿目睹一位母亲因怕扰了自己看电影而阻止孩子上厕所；马路上，一对夫妇只顾自己说话而任孩子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奔跑，全然不理会孩子的危险。这一切，都触动了霍尔顿内心柔软的、渴望关爱的神经。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萌发了霍尔顿的要成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看似朴素，却寓意深刻的理想追求。

　　三、表面的反叛与内心的正直和博爱

　　二战后期的美国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人们追逐物质和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精神家园的建设，人们的心灵变得空虚、为善，整个社会被谎言充斥着。社会上的假丑恶不可避免地映射到了学校。校长毫不保留地在有钱有势的家长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貌似彬彬有礼却别有所求；在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家长面前昂起高傲的头、冷若冰霜的高不可攀之举，强烈地扭曲了霍尔顿内心对于真的理解和定位；学校为骗取家长的好感，假模假式地、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在家长接孩子的前一天吃牛排，以便家长问起头一天吃了什么，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牛排”；潘西中学培养学生进入名牌大学，其目的是挣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和霍尔顿最不能容忍的摆臭架子。一方面，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另一方面思想堕落空虚，谈女人、谈酒和性，而且互相之间搞宗派。霍尔顿心中原本美好的社会变得虚伪、丑恶和肮脏的社会，霍尔顿不愿与假模假式的人同流合污。他想逃离，到穷乡僻壤去做一个聋哑人。他痛恨那种“装出来”的“伪君子”式的假模假样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厌恶学校所有的束缚和压力，找不到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尽管他对学校充满了厌恶，感到极度的失望，但离开之时，他先后找到他曾经信任的历史老师、辅导员和语文老师，但是几乎没有人来过问，也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正在离开的孩子，于是在苦闷、矛盾和彷徨中他选择了叛逆。在被学校第四次开除之后，他说脏话、抽烟、喝酒，为解脱内心的苦闷和烦恼，出没于酒吧，公园和剧院。甚至还和招来的鬼混。尽管他尝试着寻找他所渴望的真正美好的事物和有意义的生命，但一次次的寻找，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打击，从而更加失望。他不仅无法认同这个社会，而且企图逃避这个社会。

　　然而，霍尔顿却是一个有良心、有爱心的人。他内心一直怀念曾经让他骄傲的弟弟。小说中的一幕令人动容，他伫立弟弟艾里的墓碑前，感觉弟弟就在身边，全然不顾已经下起了小雨，人们纷纷躲雨，而霍尔顿却更加想念弟弟，希望弟弟能够得到他的温暖。被学校开除后，他选择在纽约街头闲逛，原因之一是害怕原本神经衰弱的母亲，经不住自己被学校开除的打击而歇斯底里。

　　在校期间的霍尔顿有着超出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求知的热情。在他人空虚无聊，谈情说爱，敷衍功课之时，霍尔顿却在阅读《非洲见闻》、《还乡》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离开潘西与其说是被开除，不如说是逃脱。然而，他一个人爬到高高的托马斯山顶上去看潘西中学年度最后一场球赛，它流连不去的真实目的，是想跟学校悄悄地告别。在学校住宿时，他善意地将自己的高档手提箱移到床下，好让同学不至于因此而产生自卑感；在小饭馆，他与两个修女闲聊时，看见她们仅仅用烤面包喝咖啡当早餐，激发了他乐善好施的本性，他没法自己吃着咸肉蛋而眼看着别人如此简陋就捐给了她们十元钱；当他看见小孩子在溜冰，上前帮助小女孩系紧四轮溜冰鞋；经过体育场，帮助两个玩跷跷板的孩子寻找平衡；他还快乐地为两名参观木乃伊陈列展的孩子充当导游。

　　妹妹菲比是霍尔顿的最爱。小说中有二处感人的景象。第一次是在他自己失意时，还不忘给心爱的妹妹买回她喜欢的唱片，当唱片不小心掉到地上摔碎时，“我心里真是难过得要命”；第二次是在中央公园，当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要摆脱沉重的现实生活，选择到美国的西部，去过一种宁静的、自由自在的无人打扰的生活时，妹妹执意要一起去，他成人似地考虑到妹妹的前途和人生幸福，理智地、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走计划，答应妹妹回到家里。

　　这一切都反映出霍尔顿反叛的外表下正直、善良、博爱的一面，以及其极强的同情心，也折射出霍尔顿痛苦的自身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选择。

　　四、感情世界的迷失

　　霍尔顿童年时，琴·逛拉格一家成为了他的邻居，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也奠定了霍尔顿内心感情生活的基础。他和可爱的琴姑娘青梅竹马，一起玩网球、一起看电影，他们手牵着手，到处洒满欢声笑语，霍尔顿亲吻了可爱的琴，在他看来琴就是美丽、纯洁与浪漫的象征，琴就是霍尔顿的全部的生活与整个世界。然而，当霍尔顿发现好色的舍友斯特拉塔夫与琴频繁约会，霍尔顿顿感身心发狂。失去了琴的爱，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纯真的梦，纯真的爱，霍尔顿变得异常疯狂，他压抑痛苦绝望，转向他并不喜欢的赛丽·海斯诉说心事甚至招，然而这种释放压抑的心态，并不能真正缓解霍尔顿内心的煎熬，越是抱怨与不满，他越是觉得痛苦与迷茫。

　　由此，霍尔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去作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有成千上万个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附近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我呢，就站在那悬崖边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用这样的语言阐释着他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无奈，这是一种博爱，一种霍尔顿式的博爱，他要返回社会，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

　　五、结语

　　现今社会虽然与霍尔顿所处的时期不同，但有些社会现象却很相似，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霍尔顿个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对我们都有警示作用。青少年的成长，童真年代都会被灌输人生美好积极的一面，而当现实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无所适从，甚至觉得受到了欺骗，因而滋生出前所未有的孤独、失落与彷徨。家庭与社会应特别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的教育，贴近孩子的生活、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关爱和亲近孩子心灵，使未成年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呵护，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正确理智地理解、处理和对待。

　　[1]李侦。”反英雄"经典形象与现实社会的碰撞[J]。江西社会科学，2011，(5)：103-106.

理想与现实范例篇3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总会有些理想。在少年时，人们的理想是好好学习，考入一所好的大学；到了青年，人们的理想便是找一个好的工作；到了中年，人们的理想便是想让自己的工作更加出色，更上一层楼；到了晚年，人们的理想便是想让自己能够安逸晚年。在这些理想的背后，有的是人们的奋斗，人们的努力，人们的艰苦。有了理想必然会有奋斗。

　　努力是通向理想的必经之路，而奋斗是通向理想的必要条件。

　　奋斗可以使人充实。

　　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多的可能只是奋斗了吧！学习时要奋斗，工作时要奋斗&hellip；&hellip；生命若缺少了奋斗，那么就像是宝石失去了光彩，像萤火虫不会发光。奋斗可以使生命得到价值，可以使自己变得自信，可以使自己变得充实。

　　理想是人生的一个终点。

　　人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合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生的最顶峰。世上每个人都有理想，而这些理想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好而定立的一个目标。为了理想而奋斗，因为奋斗而产生了理想。

　　理想如灯，照亮了我的前程；

　　理想如水，看清了努力的方向；

　　理想如路，引领我走进人生的顶峰。

　　奋斗如茶，理想如杯，二者不可缺一，只能互相存在。

　　理想为奋斗指引了方向，而奋斗为理想奠定了基础。只有努力奋斗，不断地学习，使自己变得充实，才能向理想之门出发。

　　奋斗与理想相辅相成。只有掌握好自己的人生之舵，才能向汹涌的激流中前进，努力战胜激流，激流的另一边便是理想。

理想与现实范例篇4

　　有位诗人曾说过；“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青少年失去了理想，生活就失去了光彩。生命就会枯萎。有了理想生活就充满了希望，生命就会闪光。山溪的理想是大海；山泉的理想是池塘；幼苗的理是栋梁。物尚有理想，作为万物灵长的人；作为跨世纪的少年；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应该

　　有远大的理想！

　　从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知识爆炸，信息革命。多少年，多少代，多少志士仁人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我们的今天，是父辈们用蘸着鲜血的理想换来的；我们的明天，更需要我们用蘸着汗水的理想去创造！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成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使枯枝长出新叶，沙漠变成绿洲。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努力，青春的本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阳光，合起来便是一轮太阳，就是一个春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纤维，织起来便是一叶巨大的风帆，就可以推动祖国航船的前进。

　　我们是龙的传人， 是华夏子孙，我们应该用青春拥抱未来，前方是新世纪的曙光，是我们的用武之地，我们正当青春少年，应该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之等闲”的雄心壮志，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灿烂的理想之花。用拼搏的双手去开拓祖国美好的未来。

　　同学们。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祖国的兴衰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只有我们这代人努力奋斗，进一步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的民族才能强盛，我们国家才能屹立于世民族之林的前列。

　　我们，是追求理想的体现者；

　　我们，无愧同学们，为了祖国的昌盛，民族的振兴。

理想与现实范例篇5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理想人生形式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先生的姨妹张充和对他的评价。尽管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沈从文始终带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活着，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活在追梦的路上。他努力地想通过构建一个理想的人生形式去弥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的理想体现了对家乡、对民族、对人类的大爱，体现了他独特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古城凤凰，这是一个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近代物质、精神文明之风几乎吹不到的边陲之地。作为其中的一员，沈从文不但十分熟悉这种原始形态的湘西生活，而且完整地继承了具有湘西特点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形成了他天生的“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的价值观和对故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深深的热爱之情。然而故乡留给他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沈从文在十四五岁入伍后，经历了湘黔川军阀之间数年战乱，亲眼看到沅州城南门的斑斑血迹，保靖城西门的累累尸骨和一次杀人五千的惨象。这个被残酷政治扭曲了的世界与湘西的秀丽风光、古朴民俗以及历史文明形成了太大的差距，让沈从文感受到了恶势力的可怕和卑劣人性的可憎，于是，他怀着强烈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离开了湘西，来到了大城市北京，到外面的世界谋求新的人生。但在深入的观察和体验之后，他美好的憧憬消失了。他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虚伪、庸俗、卑劣、伦理道德的丧失还有下层人民的贫穷、落魄和饱受苦难。灯红酒绿、人欲横流和在卑微中挣扎这两种人生形式都让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充满了失望和鄙夷，他深刻地感觉到，“文明”在营造出繁华高贵的表象背后，是人性的空前危机，它衍生出人的生存环境、人的本质的变异。而传统文化中“事故”、“懒惰”等因素更是加速了人性的沦落。

　　这一系列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一方面使沈从文认识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矛盾，另一方面使他看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看到了伴随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有悖于人性健康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给自然健全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生美造成的退化和伤害。作为一个对故乡、对民族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带着一种对湘西社会和民族的“悲悯心和责任心”[1]，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人生形式，去引导人们“将过去和当前对照”[2]，思考“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3]。于是他把追求理想生活的眼光又转向他记忆中美好的湘西故土。生活中受到城市冷遇而产生的不满心理，使得沈从文的乡土情绪愈加浓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湘西的丑恶，幻化出湘西的美丽，所以他投回湘西的目光，更多的带有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体现出独特的社会批判和人生批判。当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交织在文字的海洋里，就有了其代表作《边城》中所表现的爱与美相结合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4]的理想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从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绪到变成子民的身上，不仅表现了自然美，更有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情美、人性美。《边城》开头花了三章的笔墨集中描绘了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满目苍翠的大山、青翠的竹林，清澈见底的碧水，古老的青石，绿水中的船只，还有掩映绿水间的吊脚楼，俨然够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往往源于地灵，茶峒的青山绿水翠竹把茶峒人熏染得醇厚恬淡而富有灵气，始终保持着人性的美好与本真。这在主人公翠翠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小说在描写翠翠时，着重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突出她与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从中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翠翠在风里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对爱情始终如一的执着与期盼，完全是出自自然本心和质朴美好的善良天性，她不急不怒，也不怨天尤人，而是顺乎自然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执着而深情。翠翠身上存在着一种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的人性美，其性格发展与生命状态都建立在这种自然气质的基础上。这样的翠翠也只会孕育在湘西这样神奇而充满牧歌性的地方。翠翠身上寄予了沈从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表现了湘西生命形式的优异品质与诗意内涵。

　　边城人民身上不仅有与自然相融合的气质，更有用生命和爱诠释的人性光辉。老船夫是纯朴民性的集中体现者，他对于外孙女的关心疼爱，体现了他的宽厚仁爱，他对待钱财重义忘利的态度与助人为乐、恪尽职守的处事方式，体现了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想化人性形态，代表了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形式。船总顺顺也是一个像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他“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当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积极为老船夫筹备丧事，对翠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顺顺的身上表现出淳朴、仁厚的侠义品格，显示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美。沈从文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现了对于这种纯真自然人性的礼赞，如《长河》中的夭夭，虽然是家中最小、最受宠爱的娇女，既不仗势骄横，也不恃宠耍蛮，对人温和善良，对那个无家无室、无儿无女的老水手满满，像亲人一样处处照顾，呵护有加；即使从不相识的路人走过橘园，夭夭也会选最大最好的橘子给人吃，分文不取。他们总是用天真无瑕的眼睛看待万事万物，用无私的胸怀和满腔的热情对待他人。

　　《边城》中描绘的湘西茶峒独特的风土人情，同样是美好而纯粹的人性的写真。比如端午时节的划船捉鸭的竞技，是茶峒乡俗中英雄诞生的方式，没有轰轰烈烈，也不需要惊涛骇浪，茶峒人一方面享受节日的喜庆与欢乐，另一方面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勇士英雄，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与自豪。“女人身上的交易”在风土人情中最为独特，虽言交易，但用情之真令人瞠目，“痴到无可形容”。正如文中所说的，“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耻辱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小说中还表现了青年人“走马路”、“走车路”两种找对象的方式。“走车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求婚方式。“走马路”则是由青年自己用对歌的方式选择对象。小说中男青年要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直到女孩满意为止。在天保、傩送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了翠翠时，二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并不作兴情人奉送也不大打出手，他们采用了“走马路”的方式：“两个轮流唱下去……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唱时也仍由二老代替，两人以运气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在面对具有自私属性的爱情时，他们不含任何私欲，不用任何伎俩，不选择任何有伤感情的方式，通过以“爱”为纽带的兄弟情展示了人性的善良无私、仁厚淳朴。沈从文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努力地建构心灵深处的人性乌托邦，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而抨击异化的人性。

　　然而，作者并没有忽略30年代回乡时所看到的家乡的变化。他这样描述所看到的变化：“表面看来事物自然都有了很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神鬼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5]作者理性地认识到了那自由自在的生命背后隐藏着的生存危机，也看到了理想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小说的后半部分充满着不凑巧，翠翠深爱着傩送，可顺顺偏偏派人为天保作媒；傩送深爱着翠翠，却不曾想团总以一座碾坊为嫁妆替自己的女儿提亲；傩送为翠翠唱了歌，偏偏翠翠睡着了，而老船夫又错以为唱歌的人是天保；天保眼看爱情无望，就把机会让给弟弟，自己下青浪滩却溺水身亡。老船夫在一个雷雨之夜离开了人世，而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翠翠的不理会、还有父亲强迫他接受却不愿接受的碾坊赌气离开了茶峒，只留下翠翠在碧溪咀无望地等待。

　　沈从文为自己理想的人生形式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一连串的不凑巧，足可以看出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理。湘西人民最富有生命力，即使环境再恶劣，人生再不幸，他们也能执着倔犟地活着。作家在赞美这种精神的同时，也满怀着忧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6]。他们活在无人知道的地方，那么混沌，那么微不足道。沈从文悲悯他们的命运，继而担心他们的未来，“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制驭，终于衰亡消灭”[7]。事实上，沈从文的担心已变成了现实，传统的观念、世俗的心理、都市的文明，还有许许多多可知或不可知的东西，正在改变着湘西人民的生活，庄严与神圣正在褪色，庸俗正在占据人们的心。《边城》中天性豪爽侠义的顺顺，一直对那座碾坊很动心，拗不过傩送，才心痛地舍去，但心中总是耿耿于怀。碾坊作为物质的象征，隐喻了边城人已受到了物质文明的冲击，这让作者感到痛心和失望，对于心中的理想，他已经慢慢地失去了实现他的信心。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丑恶影响太强大，而人性的那层美好外壳又太脆弱，因此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得不到实现的哀痛，使得《边城》中故事内在的悲剧感更加增强。

　　故事的结局是那样耐人寻味：“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多么美丽而哀伤啊。或许，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不仅仅是傩送，它包含了作者心中所有的理想与希望。作者对故事中的时间作了模糊的处理，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这也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在时间的不确定性中寄予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使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它既存在于读者无法体验的“过去”与“未来”，也存在于读者可以体验到的“现在”，这种理想的人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眷注。可以说，这样的结局仍然给人一丝希望，我想这和作者自身不悲观的赤诚性情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很大的关系。他的赤子之心，让他尽管产生了强烈的悲壮情绪，但依然保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此外，在心灵深处，作者还是期待着将这种理想化的人生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去重造民族的性格，重造美好的社会。他极力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对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庸俗自私的极端憎恶，以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种种自私虚伪庸俗的人生，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因素也仍然保留在国民的性格里，因此年轻的我们更应该继承沈从文先生的文化理想，从自身做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美好人性的回归贡献一份力量，不管理想有多遥远，只要通过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2][3][5]《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4]《从文小说习作选》序。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VO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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